一天早晨，來到編輯部之後，我在自己辦公室的桌上發現了一封寫給我的信。女秘書告訴我，信是在我到之前一位先生送來的，但沒有說自己的名字。開啟信封，我掏出了母親工整的筆跡寫滿的幾張紙。心中充滿了激動和不祥的預感，我請秘書不要打擾我，關起門來開始讀信： “……當這封信到達你那裡時，我將已經不在人世。因此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此前不敢說的情況。是你中學時代的好朋友米海里幫助我們到西方的。他當時是德國海軍軍官。他在短期休假期間前來找你。我們告訴他你失蹤了。父親病得很厲害，走路十分困難。我們面臨饑荒。米海里看見你父親的情形——他被經常發作的心臟病和惡劣的生活條件折磨得不成樣子——便自告奮勇幫我們搬到巴伐利亞佐霍夫市他母親家去住。過後不久，戰列艦‘第爾彼茨’號被英國空軍擊沉，他也犧牲了。後來不久，我們順利地來到了美國。剛開始我們的日子很苦，但慢慢便安頓下來了，取得了美國國籍，在加利福尼亞買了一棟小房子，並一直住在那裡……” 原來，這就是我母親精心掩飾的事情。即他們成了美國人。現在的人也許會問，這有什麼特別之處呢？斯大林前任翻譯的父母生活在美國，那又如何？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本人宣稱，她是如何高興和驕傲她獲得了美國國籍，而她的女兒，斯大林的孫女，生下就是美國人。赫魯曉夫的兒子謝爾蓋，拿到了美國的綠卡，柳芭·勃烈日涅娃、勃烈日涅夫的侄女，住在加利福尼亞，連戈爾巴喬夫本人在舊金山都有房產，又當如何？ 現在這些看來是稀鬆平常。在當時，在斯大林時期，有美國父母等於宣判死刑。在美國也一樣，在麥卡錫時期，“抓妖魔”和###歇斯底里時代，在蘇聯有親戚可以斷送許多美國人的前程…… 母親在信中提到最後一段時間跟父親住在加利福尼亞，以及寄到“大使”飯店卡爾·曼的那本小書，促使我在洛杉磯地區尋找他們的蹤跡。 1991年9月，我應邀來到位於洛杉磯附近的大學城克萊門蒂學院講學。1992年春，我開始尋找父母親的墓地。很快就查明，本地東正教堂的牧師認識他們，而他們就安葬在洛杉磯市中心的鷹林墓地。現在不難找到墓地了。他們的遺骨安葬在綠色小山包上的一棵百年古松下，花崗岩墓板覆蓋其上。他們漫長苦難的人生之路在這裡終結。我將一束白色菊花帶到墓地，卻看見了墓碑旁邊的一束新鮮玫瑰。&nbsp&nbsp

父母的墓地（2）

誰人放的花，誰在照看墓地？公墓辦公室的人告訴了我電話號碼。我撥通了電話。接電話的人，是五十三年來我沒有見過、杳無音信的妹妹。她有一大家人：兒女、孫子，並且已經有了一個重孫女。我媽媽保護的正是這一家人，杜撰出妹妹失蹤的故事…… 在我們這個殘酷、悲慘和血腥的世紀裡，有多少家庭不得團圓？又有多少親人害怕相見，不願被意識形態的巨輪碾碎？僅僅少數人得以體驗久別重逢的喜悅……&nbsp&nbsp　。　想看書來

後記

我一歲半時，沙俄帝國覆滅了，當這本書完稿時，蘇聯早已經灰飛煙滅。 當蘇聯帝國覆滅之時，我的孫子也是一歲半，等待他的將來會是什麼…… 我的敘述，始於蘇聯社會建立伊始，當時內戰是腥風血雨，國內滿目蒼夷，人民流離失所。當結束這本書時，我看到自己生活了一輩子的那個國家正在崩潰、消失。 在70多年期間，蘇聯對全球的發展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在其周圍的世界上喚起了各種各樣的情緒反應——有人讚歎地球六分之一的居民勇氣，因為他們竟狂妄到認為可以建立“理想社會”並向其他人提供可資效仿的前例，也有人譴責、拒絕、完全不接受這場前所未有的試驗的基本思想，只因這種試驗，是“克里姆林宮幻想家”在人民的活體上進行的。 蘇聯政權的滅亡，恰如其在本世紀初的誕生一樣震撼了世界。一樣地，有前蘇聯各族人民的苦難，一如莫斯科所誘惑或強加“社會主義模式”的其他國家人民的苦難相隨其中。 貧困、絕望、對“光明未來”的失望、充滿人民心中的空虛與無助，所有這些在前蘇聯的各個角落以暴力的可怕形勢浮出表面，並完全可能演變成為一場兄弟相殘的全面內戰。 正如70多年以前，“紅色十月的孩子們”祈望“美國賑災署”在苦難的俄國發放進口肉罐頭和罐裝牛奶一樣，現在我們的下一代也依然只有期望來自西方的援助。 1991年8月，用莫斯科滿街的坦克“強化十月革命思想”的流產政變之後，蘇聯土崩瓦解，並於1991年12月底消失了。而這一切在此前不久無人能夠想象得到。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