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們兩國而言，我們當政的那些歲月是艱難的，有時甚至是無情的。我們關係中的緊張狀態時而還很嚴重。她的要求經常超過我的預計。有時，我採取的一些行動或提出的一些條件則是她認為難以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我們兩人都知道，我們都在進行著巨大的賭博；東西方之間的平衡、工業化國家的生命線以及以色列的生存，則都維繫於中東這場爆炸性的衝突之上。我們都在警惕地互相注視著對方，深知任何一方的失策對雙方都可能是致命的。由於還沒有完全明確的解決辦法，因此，在如何解決這些衝突的問題上，當然也存在極為不同的看法。

但是，風雨同舟亦能使彼此的聯絡更為緊密。人們從觀察一位領導人如何經受考驗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或她的為人。

喬治·蓬皮杜有一次在我面前把戈爾達·梅厄說成是“一個很難對付的女人”。她確實如此，而且更甚。她是我三十五年間在國內外的公私旅行中所見到的男人或女人中個性最強的一個。如果說，戴維·本·古裡安是推動歷史的一個基本力量，那麼，戈爾達·梅厄則是代表大自然的一個基本力量。

每一個優秀的領導人，都強烈地意識到要保護他的國家。

但是，梅厄對以色列的這種意識卻超出了通常的範圍。她的這種感情是熾熱的、本能的，甚至象一位母親對她的孩子的感情那樣強烈。對她來說，以色列不僅意味著她的祖國，而且代表著一種超出國家範圍的事業。

有些領導人是耍弄陰謀詭計的大師，編織騙人圈套的能手。他們會提出一些被粗心人誤認為諾言的建議，經常或迫不得已地見風使舵、敷衍逢迎，或者搞密謀、耍花招。對林登·約翰遜來說，這就是他的第二種天性。富蘭克林·第拉諾·羅斯福在這方面則是一位老手。對許多人來說，搞陰謀詭計是管理國家事務的訣竅，是繞過利害衝突這個危險淺灘的最有效辦法，有時甚至是唯一的辦法，可以使衝突了結。但戈爾達·梅厄完全不是如此。她非常正直，毫不拐彎抹角。其必然的結果是，她下了決心就不能變更。對戈爾達·梅厄的立場。她要達到的目的和意圖，從來也不存在什麼疑問。在不同的情況下，她可能是不可阻擋的力量，也可能是別人不可動搖的目標。作為別人的攻擊目標來說，她是不可動搖的：作為攻擊別人的力量來說，她則是不可阻擋的。

戈爾達，梅厄有一副畢生從事勞動的婦女的面容。她的身上留下了過度的體力勞動的痕跡，臉上顯露出用腦過度和精神上負擔過重的陰影。但在她的臉上，也有一種照片經常沒能捕捉到的熱情。她雖然是一個固執的談判者，但也是一位感情豐富、外露和坦蕩的人。勃列日涅夫可能也是易動感情的，在含淚表示友情時，他的感情似乎是自發地進發出來的。但就他而言，有時又判若兩人，幾個小時之後，就會恢復到大聲咆哮、劍拔弩張的狀態。戈爾達·梅厄則是表裡一致的。她脆弱的感情和堅定的決心來自同一個源泉。她在談判中是執拗的，因為她深深地關注著她在談判中要維護的東西。

她的熱情是以人情常有的方式自發地流露出來的。我還清楚地記得她1969年首次作為總理訪問白宮時的情景。這次訪問對她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梅厄八歲那年就作為一個貧窮的移民，從俄國第一次來到美國。她在美國成長，還在密爾瓦基教過書，直到1921年移屠至巴勒斯但時為止。因此，在我們為她舉行的國宴上，當海軍陸戰隊的樂隊奏起以色列國歌、然後又奏起《星條旗》歌時，她不禁熱淚盈眶。宴會後，我們特地為她安排了艾薩克·斯特思和倫納德·伯思斯坦表演的文藝節目。她坐在我的夫人和我之間，聚精會神地聽著。演出結束時，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走上前去，擁抱兩位音樂家。

她在任期中感到最痛苦的一個插曲，是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當以色列面臨失敗威脅時，我命令“一切能夠飛行”的運輸工具都要全部應用起來，大規模地、緊急地向以色列空運供應物資。她後來寫道：“這次空運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它不僅提高了我們計程車氣，也清楚地向蘇聯表明了美國的立常毫無疑問，它也使我們的勝利成為可能。當我聽到（運輸）飛機正在利達降落的訊息時，自戰爭開始以來，我第一次哭了……”。

她後來告訴我說：她認為，我的行動——包括空運以及當蘇聯威脅要派部隊去這個地區時，美國宣佈它在全世界的武裝力量進入戒備狀態——拯救了以色列。次年1月，當埃以部隊脫離接觸的協定宣佈時，我給梅厄夫人通了電話。當時，水門危機已成為整個美國的頭條新聞。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