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這些右的人掌權。”

在談到我們的外交關係正常化時，我把話題扭了回來，說：“我認為，在今天的美國，值得指出的最重要之點是：右派做到了左派只能說說而已的事情。至少目前是如此。”

毛澤東常用自謙之詞來委婉地說明他的觀點。我和毛澤東開始會談之前，當攝影師在拍照時，我們進行著輕鬆的交談。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學當教授時，曾經指定他的學生閱讀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回答說，“我的這些著作算不了什麼。我寫的東西並沒有什麼教益。”我說：您的著作已經推動了國家，也改變了世界。毛澤東回答道：“我一直沒有能力去改變世界。我頂多只能改變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而已。”

1976年我再度到中國訪問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已嚴重惡化了。他的話語聽起來就象是一些單音字組成的嘟噥聲。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樣敏捷、深邃。我說的話他全能聽懂，但當他想回答時，就說不出話來了。他以為翻譯聽不懂他的話，就不耐煩地抓起筆記本，寫出他的論點。看到他的這種情況，我感到十分難受。無論別人怎樣看待他，誰也不能否認他已經戰鬥到最後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裡，美國正罹受越南戰爭綜合症之苦，併力圖擺脫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所應承擔的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