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切實際的想法。”毛澤東說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紅四軍中開始產生分歧。一部分本來就主張分兵遊擊、不願做根據地艱苦工作的幹部借題發揮，認為毛澤東不服從黨中央的決定，要求毛澤東只管黨務，不要管軍事。這種分歧還因前委與軍委的關係問題而進一步複雜化。

在朱毛會師以後，在紅四軍中前委與軍委一直並存，軍委置於前委領導之下，以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率領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在行軍途中，敵人圍追堵截，山道崎嶇險峻，形勢複雜多變，為應付突發事變，紅四軍決定軍委停止辦公，將權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澤東任前委書記。到了1929年5月，隨著贛南、閩西根據地的開闢和黨務、政務、軍務、群眾工作的展開，前委工作繁重，難以兼顧軍委工作，遂決定軍委恢復辦公，並由新到紅四軍工作的劉安恭任軍委書記，並接替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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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節：從蘇聯來的年輕幹部

劉安恭是從蘇聯學成歸來的年輕幹部，雖然具有指揮經驗和軍事才能，後來又在戰爭中英勇犧牲，但他在紅四軍中卻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生搬硬套蘇聯紅軍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長負責制，認為前委代替包辦了軍委的工作，黨代表權力過大。在他的主持下，臨時軍委會議作出決定：前委只討論紅四軍的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情。這就限制了上級黨委——前委的領導權，實質上是限制了黨對紅軍的領導。

朱毛對劉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態度。朱德表示贊同，他認為軍委與前委分清彼此的職權範圍，有利於工作的開展；毛澤東堅決反對，他認為這不是簡單地分權問題，而是從根本危及黨對紅軍的領導、關係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據地建設的重大原則問題。朱毛兩人的對立態度導致爭論進一步升級，使紅四軍高層領導分歧公開化。

在這場爭論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現出鮮明的立場，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主張廢止軍委機構，由前委代行軍委職權。他還將火力對準了親自提拔過他的朱德。

1929年5月底，紅四軍前委在福建永定縣湖雷召開會議討論分歧意見。劉安恭與林彪成為兩種對立意見的代表人物，展開了激烈的爭辯。

劉安恭等要求成立軍委，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建立軍委是完成黨的組織系統。他們還指責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不但“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還代替了“群眾組織”，甚至攻擊前委領導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很明顯，劉安恭的矛頭主要是指向毛澤東。

林彪等人則針鋒相對地提出，現在紅軍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隊，又處在頻繁作戰、遊擊動盪的環境之中，領導工作的中心還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重疊的機構。林彪說，如果在前敵委員會之下、縱隊委員會之上再插入一個軍委，人也是這些人，事也還是這些事，一層層議，一層層往下傳，這實際上是一種只看外表不重結果的形式主義，這些形式主義者的要害在於試圖成立軍委，與黨分權。

兩種意見爭執不下。紅四軍移師福建上杭白沙，準備在6月8日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出席者擴大到連以上幹部。

白沙會議召開前三小時，林彪派人飛馬給毛澤東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說：“現在四軍裡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慾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在群眾中是比較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結成一無形的結合派，專門吹牛皮攻擊別的同志。這種現象是破壞黨的團結一致的，是不利於革命的，但是許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並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慾望的同志所矇蔽。”另外，林彪還用了“政客手段”、“卑汙行為”、“陰謀”等語言，矛頭直指朱德。

會議開始時，毛澤東公開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將林彪推向了風口浪尖，置於眾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銳到底。他站起來發言，毫不隱諱地宣告，自己這封信是專為軍委問題而寫的。

劉安恭與林彪再次發生激烈爭論。劉安恭發言說：“毛澤東總是強調黨的絕對領導，按這條標準來衡量朱毛，兩人存在很大的差異。朱德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毛澤東總是自創原則，拒絕中央的命令。這次拒絕共產國際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個明證。所以，現在不僅有一個劃分前委與軍委職權的問題，還有一個紅四軍是留朱還是留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