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誠心誠意地說。

“小劉回來了嗎？”

她又問。

“回來了，剛走，就回來兩天，太累，所以沒來看您。”

“年輕夫妻不要分開太久。”

她又說。

多少年後，當我漸漸經歷過一些世事，慢慢長大，我才懂得尚阿姨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才明白尚阿姨為什麼那麼著急，舍那麼大面子，替我找工作，她是真正地在以一種母親的情懷關心我，照顧我，教我長大成人。

我對她的感恩之心，又豈是“感激”二字，所能言表。

她最讓我感恩，銘記於心的，不是她替我找了個工作，而是，她冒著炎炎烈日，渾身是病，走幾十裡來回，替我送簡歷，拿通知書。而那時，於世俗功利而言，我對她是一點用處也沒有。她用她的言行，教會了我用寬厚之心去愛，去幫助我身邊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只要在能力範圍內，而不要計較得失，不企圖回報。

她是我在北京的第一個貴人。

後來，我做了一家婦女報社的編輯、記者，主持一個叫“女人街”的版面，採寫各式各樣的女人，寫她們的人生、經歷、感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寫她，採訪她，她爽快地答應了。

這就有了她下面的談話記錄：

“我的一生都在追尋完美，在我晚年行將來臨的時候，我希望看到我的一生所追尋的事業、家庭、兒子，都有一個完美的結局。

我是五十年代的青年，受黨的為人民服務、愛黨、愛國家、愛事業的影響很深。人的一生很短暫，我從來不敢作任何半點越軌的事情。短短的一生，如染上任何的一個小汙點，我都會終生不安的。

我是一個愛情、事業、兒子三者都想完全擁有的人，哪一方，我也不想，也不能放棄，這就註定了我一生付出的要比別人多得多。

1958年，我16歲，響應團中央的號召，到北大方開墾，我們是第二批，第一批是57年去，先行開路紮寨的。老於（她愛人），那時就在那裡。

那時候，方圓幾十裡都找不到人影，聽不到人聲。我們就是在那戀愛的。住的是草棚，喝的是雪水，吃的是雜糧。在東北，天一黑，盡狼叫，老於就領著我們彈琴、唱歌、跳舞，就這樣，在東北過了14年。

去北大荒的第二年，很多人鬧病，醫生奇缺，當時，我倆都是醫校的，中專畢業，於是，黨的需要，又成了我們的需要，我們考了醫科大學，畢業後，還回了北大荒。14年後，我們調回北京，因為北京的戶口進不了，就在附近的兩個縣待了下來，我們還進不了一個縣，兩人相隔100多里。

他每星期騎單車回來看我們，每到星期五，我就把家裡收拾得乾乾淨淨。那時，家裡雖然條件差，但我也要想盡辦法在他回來的這一天讓他過得舒適。

他也不容易，那時雖說還年輕，但來回200多里的路，不管風霜雨雪，不管烈日炎炎，都得頂著，靠兩腿，蹬兩個輪子，跑完那二百多里，該有多累！這一分居，就是10多年，但至今，我們仍常常懷念起，那甜甜澀澀的許許多多個週末。

我這人也許有點封建思想，我覺得女人應該乾的事，不應該讓男人幹，得讓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面子，堂堂正正做人。如果，讓我男人抱個洗衣盆洗衣，我覺得臉上無光。

年輕時，他什麼都不幹，回到家，我就不停的幹。20多年，我幾乎每夜都到一點鐘才睡。這幾十年，做了幾次大手術，身體不行了，才由他幹。家裡的事，無論大小，我首先得徵求他的意見，他同意才辦。他不同意，縱然自己不高興，我也不幹。事事處處，首先，我想到的是他，他永遠是我的第一考慮。我以為，一個家庭，其他的損失都不算什麼，感情上是不能有絲毫損失的。

一個女人，要想在事業上有所成就，沒有丈夫的自覺犧牲，全力支援是不行的。我那口子，他唱歌、跳舞、拉小提琴，樣樣皆精，不亞於專業水平，但是，平時除了工作上的應酬、會議，他都在家鑽研業務。他是腫瘤科專家，就是當了院長，每星期，他還堅持坐診一天，怕慌疏了業務。如果我查房，值夜班，或急診，處理醫療事故，他都陪著，不管早早晚晚，包接包送。其實，我們家離醫院，沒幾步路，但他這份幾十年持久不變的關懷，著實令我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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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的第一個貴人（8）

幾年前，我連著動了三次大手術，幾次都差點死去。第三次是直腸癌開刀，開刀後，屎尿都失禁，肚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