頓的工作崗位上被調到重慶，先後擔任過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及美國新聞處處長，即親眼目睹戰爭期間知識分子瀕臨經濟絕境的困頓。他在家信裡便說，送給中國教授一支自來水筆（fountain　pen）的價值，即遠遠超過他一年的薪水。在如是的大環境下，身兼史語所所長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傅斯年，一樣也得為了“開門七件事”而苦惱，在寫給夫人俞大綵的家信裡，便仔細討論“米貸金”的事該如何解決。只是，即使面臨這般窘局，傅斯年依舊枵腹從公，儉樸自持，絕不以兼職身份拿兩份薪水，所以毅然退還了向參政會領得的薪水及生活補助費。傅斯年的清廉自持，本來只是公務員應有的最低道德標準；可是，對比於當時權貴高官之貪婪橫行，他的進退出處，卻是空谷足音，深具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道德風格的典範意義。

不過，傅斯年這般的自我規約，卻不會“推己及人”，要求同儕同樣遵守。相對的，他反而以個人豐富的政治/人際網路為同仁爭取緊急救助和福利。例如，他將梁思成、思永兄弟“危苦之情，上聞介公（按：蔣介石）”，表明他們“需實時之救急”的困窘。這等俠義作風，讓梁思成之妻林徽因“感與慚並”，不得不致函盛譽傅斯年“存天下之義，而無有徇私”。

同樣的，一代史學大師、史語所專任研究員兼一組（後來的歷史學組）組主任陳寅恪也是傅斯年幫助的物件，只要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