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演多重角色的傅斯年，往來於重慶、李莊之間，一旦回到李莊，這幫青年學人的行止動作，便大有不同，特別對他，好似“敬而遠之”。傅斯年不在李莊時，由董作賓代理主持所務。這群青年和這兩位“領導”相處，態度舉止大大不同，讓傅斯年“大惑不解”，他就問過董作賓箇中原由究竟何在：

他們立在院內或大門口，一群人有說有笑，你去了，加入擺一套龍門陣，我去了，他們便一個一個，悄悄溜了，這是為什麼？

董的回答是：

這正是我無威可畏，不如老兄之處。

傅斯年聽罷，只得“長吁了一口氣”。也難怪同樣在李莊的研究院社會所所長陶孟和，會對董作賓說：

第四章　“胖貓”與“小耗子”（2）

胖貓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小耗子，這幾天斂跡了。（董作賓：《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學術上的貢獻：為紀念創辦人終身所長傅斯年先生而作》，第3—4頁）

陶孟和將身材肥胖堪稱“重量級學者”的傅斯年比喻為“胖貓”，相當傳神；他把史語所這群青年學人視為避“胖貓”唯恐不及的“小耗子”，則更若眾口鑠金之論，在學界傳頌不已。像是臺大歷史系畢業的中韓關係史專家張存武就回憶曰，系裡的資深教授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而揚名的方豪，總是“笑嘻嘻地說”，出身史語所的秦漢史大師勞幹看到傅斯年，“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張存武：《浮光掠影憶校長》，第18頁）

這樣看來，傅斯年對史語所的新秀，確實“監督甚嚴”，他的作風，往往也讓這批青年俊彥心生懼畏，“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可是，傅斯年對青年學人的“監督”，會嚴厲到連他們的讀書範圍都要插手一管的程度嗎？

反觀歷史本來場景，錢穆所說的這位既是“北大歷史系畢業”而且“專治明史”，又被“拔尖”進入史語所的“某生”，應該就是王崇武。王崇武在1932年進入北大，與日後史壇名家鄧廣銘、張政烺、傅樂煥以及王毓銓等人是同班同學，他與鄧、張及傅三位，更被稱為北大的“四大傲人”（見張德信：《王崇武的明史研究》，第6頁），正可揣想其青春風采。王、鄧、張、傅四位會被冠以這樣的“雅號”，其來有自，蓋風華正茂的他們，還沒戴上學士方帽之前，都已經各在學術上交出可觀的成績單。

以王崇武來說，就讀北大期間，他就已經在顧頡剛創辦的《禹貢》等刊物上發表了不少明代史事的專業論文。像王崇武對於明代屯田制度的研究，成果豐碩，近四十年之後，臺灣的明史專家徐泓教授檢討評述這一課題的研究，就特別介紹了他的多篇論著（見徐泓：《六十年來明史之研究》，第396—397頁）。可以想見，還只是大學生的王崇武，苦心完成的研究成果，確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不過，王崇武在1936年畢業之後，卻先擔任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助理員，至翌年方始加入史語所的隊伍。

王崇武進入史語所之後未幾，就遇上了“盧溝橋事變”，從此隨之轉徙漂泊西南天地之間。面對戰亂變局，王崇武“胸懷抑鬱，無可發洩，只有靠讀書來排遣”（張德信：《王崇武的明史研究》，第6頁），埋首史籍，耕耘不輟。因此，顧頡剛在1940年代末期點評中國史學研究的業績，指稱在明史研究領域裡，王崇武和吳晗的“貢獻為最大”（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第93頁），正展現王崇武的學術業績，已然深受學界肯定。

仔細檢討王崇武這一時期的論著，對於明清易代之際史事的求索，亦是他的研究重點之一。眾所周知，研治明清易代之史，甚為困難，“欲纂修南明清初歷史，非博求野史，加以選擇，互相印證不可”（謝國楨：《明清史料研究》，第180頁）。那麼，王崇武向這個領域“進軍”，如未廣涉清代史書文獻，恐怕難能有所成就。如王崇武考證《敬修堂釣業》一書的作者是明代遺民查繼佐，搜尋史料，羅掘俱窮，考證細膩，令人歎為觀止。像為了證明查繼佐的父親名喚大宗，母親姓沈，他引證了黃石齋（黃道周）的《沈爾翰傳》等資料，還特別註明曰，這篇《沈爾翰傳》的來源“據沈氏《年譜》引，清道光福州刻本黃《集》無此傳”（王崇武：《查繼佐與〈敬修堂釣業〉》，第596頁）。顯然，王崇武引徵黃道周《沈爾翰傳》的時候，必然查核過清朝道光年間福州刻印的黃氏《文集》，卻毫無所得，只好從沈爾翰的《年譜》轉引。舉此一例，即可揣想，王崇武非僅廣閱史籍，甚且讀書精細，校核史料，絕無輕忽。傅斯年嘗言：

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