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重複之處，故與陶孟和早有“君子之約”。偏偏，陶孟和擬聘用的新進研究人員，正違背了前此的約定，如費孝通就與凌純聲的科目重複，韓儒林之治學範圍則恰如向達。傅斯年之爭，顯然是要對自己所裡的成員有所交代。傅斯年之“爭”，也並不是絕對“大公無私”的行動。不過，經此一“爭”，朱、陶推動中研院“進軍西北”的雄圖，應該就此煙消雲散矣。

必須承認，在“中研院”這個學術社群的發展道路上，往哪個方向上走，朝什麼樣的學術領域邁進，有時並不完全仰仗學術自身的邏輯而運作。即如彼時研究院想要“進軍西北”的動力，日後“三*義”也得成為一個學術課題/領域，並可在研究院（與各大學）安寨紮營，成立研究所，顯然都並不是學術社群自身醞釀出來的；政府和院方的“最高當局”，才是帶領“開拓”學術道路的火車頭。

那麼，遠離戰爭歲月之後，學術社群還必須扮演同現實需要相呼應的角色嗎？當代“產/官/學”三位一體的結合景象，對這個問題已然做出瞭解答。因此，從歷史的宏觀視野來看，傅斯年與陶孟和的爭執，更終究只是場“茶杯風暴”而已。在“中研院”裡，各式學術建制的“存在理由”，各有講不完的故事。面對著“中研院”未來學術建制的興廢工程，述說這些故事，應該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思考的靈感吧。

第二章　“中央研究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