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這位人選，便約集幾人商量一下。傅斯年表示，他個人“覺得孟餘不錯，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識他，恐怕舉不出來”。傅向心理學家汪敬熙（緝齋）“表態”說：“我可以舉他一票，你呢？”沒想到汪的回答居然是“我決不投他票，他只是個politician”，持負面態度。既然提出了顧孟餘為人選，就和任何選舉一樣，相關者也會事先算算選票的流向，如段錫朋與朱家驊對於顧孟餘的可能得票，“詳細一算，只可有八票，連緝齋在內呢”，希望不大。對於以顧孟餘為人選這件事，王世傑與段錫朋“曾很熱心一下，只是覺得此事無法運動”，因為，“這一般學者，實在沒法運動，如取運動法，必為所笑，於事無補”。

既然可能會投票給顧孟餘的人不多，想要幫他“運動”一下也是“不可能的任務”，那麼，王世傑的提議只有順其自然。沒想到，蔣介石的手竟然伸出來了。傅斯年說：

忽在開會之前兩天，介公下條子，舉顧孟餘出來。此一轉自有不良影響。平情而論，孟餘清風亮節，有可佩之處，其辦教育，有歐洲大陸之理想，不能說比朱、王差，然而如何選出來呢？大難題在此。及介公一下條子，明知將其舉出，則三人等於一個人，於是我輩友人更不肯，頗為激昂。

第一章　開創學術的自主空間（4）

雖然如地質學家李四光對於此議“甚f*orable，且不以下條子為氣，與其平日理想不同”，但是，蔣介石的這等舉動已引起一班讀書人的憤慨了，甚至於連表示支援顧孟餘的王世傑與段錫朋都說，“要把孟餘選出，適之也必須選出，給他們看看”。稍後，當翁文灝與時任中研院總幹事的任鴻雋出面請客，席間談及此事，陳寅恪即席發言，“大發揮其academic　freedom說，及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如學院之外國委員等”，其意在胡適，“至為了然”。陳寅恪甚至於“私下並謂，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認為翁文灝、朱家驊或王世傑這些“棄學從政”的人物都不夠資格。

從歷史的大脈絡來說，中央研究院的創院先賢，如蔡元培、傅斯年、顧頡剛與陳寅恪等人都致力於一個“學術社會”的建立——陳寅恪更在新政權下生活了二十年，卻依舊堅持這般的信念（參見王汎森：《“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以陳寅恪為中心的考察》）。陳寅恪會如此“表態”，理有所然。就在席間任鴻雋也發言，“大意謂在國外者，任要職者，皆不能來，可以不選”；傅斯年就說，如果採取這種排除法，“恐挑到後來，不存三四人，且若與政府太無關係，亦圈不上，辦不下去”。於是曾經對胡適“文學革命”的主張唱過反調的植物學家胡先驌就提議“假投票”，結果翁文灝二十三票，胡適二十一票，朱家驊十九票。令人意外的是，王世傑只得了一票，讓他“總不釋然”。

到了正式開會投票的時候，到場者三十人，王世傑擔任主席，放棄投票，所以只有二十九人投票。結果揭曉，翁文灝與朱家驊皆二十三票，胡適二十一票（不過，傅斯年說，正確票數，他已“記不清楚”了，或許票數“差一二票”，然而“次序皆無誤也”）。另外，王世傑與任鴻雋則都各得四票。至於蔣介石“下條子”指定的顧孟餘，一票都沒拿到。

其實，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與柏林大學、爾後從政的顧孟餘，確實“清風亮節，有可佩之處”，並不是那麼“差勁”的人選。在學術上，當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時，顧孟餘曾任教務長，也擔任過廣東大學校長等職；在政治上，顧孟餘歷任鐵道部部長、交通部部長等職，與汪精衛一系甚為接近，但是當汪發表“豔電”將與侵略中國的日本合作，顧孟餘則與之“分道揚鑣”，沒有一同“下海”。顧孟餘早即主持過廣東大學校務，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擔任中央大學校長，主持校政，也自有其特立獨行之風。當時正在中央大學任教也兼任過訓導長的名史學家郭廷以，就很推崇顧孟餘的風範，說他“風度之佳，不可及”，即使顧孟餘“在黨、政、學界是老資格了”，所以“連*也不敷衍”，但是，他主掌中大，“不多管事，不多講話，講起來幾句話簡單明瞭”。當美國派遣威爾基（Wendell　Lewis　Willkie）訪問中國，特別到中大參觀，學生到大門口歡迎，身為校長的顧孟餘，卻要等威爾基到了校長室門口，“才……搖搖擺擺出來，夠有風度，有派頭”。當印度訪問團來訪問中大，有些批評，訊息一直傳到蔣介石那裡，顧孟餘“不高興，就上辭呈，學生去他家裡挽留他，連吃飯也耽誤了”，可見他確實是深受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