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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晉士人：氣韻飄逸、情調之美

魯迅有過一篇著名的文章《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確，魏晉名士是中國歷史上一種很獨特的文化現象，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審美文化現象。此時士人對個體生命和精神自由的強調，也是一種精神上的活躍，但在形態上和基本性質上都不同於先秦之時，不再是諸子那種總體上是積極入世的價值取向。思考思辯的中心已不再是提出救世治世之良方，生命哲學從總體上取代了政治哲學與倫理哲學。生命的意義和生命價值的實現，意味的是人的自身，是人本身的覺醒與解放。它也有極認真之處，但不是療治社會，而是拯救自身。所以，它注重的是個體的生命、個體的精神，是這兩者的自由，是這兩者一種具有美的意味的外在形態表現，超脫世俗又飄逸瀟灑。這裡面並不缺乏思考的力度和深度，在某種間接的意義上也有政治和倫理上針對社會和現實的銳利，但在根本性質和基本價值標準上它不是別的，而是對人生命本身具體的、超功利的欣賞，是對美的領悟和欣賞。

這種對精神自由和生命情調的嘉許，在當時主要表現在三個相互關聯的方面：

一是強調個人之存在，自我的存在。“王大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子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世說新語·方正》）“桓公少與殷候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雲：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品藻》）“自用我法”，“寧作我”，在這種對“我”的坦然相待中，其實質已不全是哲學意義上的強調自我，更有一種實際人生存在中的自信與自我欣賞。

二是強調人的“高情”、“才情”。“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品藻》）“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估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任誕》）“聞江渚閒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才情。”（《文學》）“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文學》）這個“情”是人的生命情調，個人獨處、社會交往或文學活動中，處處體現了這麼一種有深致而自由無拘。它以一“情”字來表示，強調的是人的真摯，人擺脫了外在束縛後真實自然的生命狀態，這裡面就有了一種情調之美。

魏晉“神韻”：生命意識的審美散發（4）

三是會心於生命情調的一種“淡”味。阮籍在《樂論》中曾說過：“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慾，心平氣定，不以肉為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淡”味才是真味，才是“自然之道”，才可以使人“味之無極”，“心平氣定”。這一點相當重要，它顯示出士人們對個體生命狀態欣賞的一種成熟態度，不誇張、不矯情，以自然而然的心態出之。當然，如果是發展到刻意求“淡”，那則又走到了矯情，這樣的事例在當時也不罕見，但人們追求、崇尚的標準畢竟是“淡”而非“濃”。

名士之出，一方面是他們對政治的厭惡和疏遠，另一方面則是他們對人之精神自由、心靈曠達的格外注重、講究，對人的生命的珍惜——這也正是由對實用性、操作性的政治的反感而來。所以，發展到此時的“人性”之論，就很自然地從政治實用的重點轉移到生命情調、人生意味的重點，由原來那種意在選擇的心態轉變為超功利、超實用的欣賞性心態。謝安為東晉名相，侄子謝玄在淝水前線與前秦八十萬大軍對陣，國之興亡、家之存絕在此一舉，而他卻能在接到捷報後硬壓住心頭的狂喜，在眾人前作不以為意狀。這儘管有點矯情，但追求的是超脫從容的“雅量”，是視身心的娛悅安泰高於政治功利的名士風度；同樣，那位不拘禮法，遂情吊友的張翰，見秋風而思故鄉蓴菜、鱸魚膾，棄官而去，在士人的價值標準衡量中，則更是一種真正懂得生命之價值的態度。

《世說新語》中那些豔稱“風”、“神”、“韻”“致”的事例，都是一些很具體的生活故事和細節。這一點很重要。在分析魏晉士人時，人們常說老莊思想對儒家思想的替代，這尚嫌空泛。重要的是：老莊那種生命哲學的哲學意味已經落實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