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發生在三十五年前，即公元一九七三年春夏交接的五月天，地點在黃土高原和鄂爾多斯沙漠交匯處一片貧脊的丘陵地。那年我高中畢業不到五個月，是名知青。眾所周知，那時候的法律，早就從公、監、法三部門移交到人民群眾手裡了。換句話說，我一個，再加上劉武幹，就能給她這案子下個基本結論。如今我年齡偏大了點兒，關於該案一些詳盡的細節，回憶起來可能會走點樣，畢竟過去幾十年了。但她盤腿坐在公社偏窯的炕上，一雙胳膊肘支著窗臺，用手腕上的銬子敲擊著裂了幾道縫的玻璃，朝外面大聲嚷嚷那場面，至今在我腦海裡活靈活現。她不止一次對公社所有人，主要對我說：“沒偷人，我死活沒偷人。”

選擇這個結點述說那段往事，是因為劉武幹上銬子時，將她的衣袖捋得很高。記得我走過去，在劉武幹肩頭重重拍了一巴掌，而後拉下女人的袖口，儘可能讓它遮住泛著賊光的一雙不鏽鋼傢伙。我感到，她那小臂，本該是戴對玉鐲子在上面的。當然啦，像我這樣不把別人放在眼裡的舉動，包括此後一段時間的所作所為，劉武幹他儘可以氣攻心田，但表面上得服從我，不敢對我橫鼻子豎眼。要知道，在當時，一名知青足足大過三個半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分管知青那主任，我們得認他一半職務，怎說也得給自己留條後路吧），還別說一個小小的武裝幹事了。就他那麻桿身材，拉得開762的大栓嗎？

那天清晨，我脫下膠鞋，在她家土窯門的榆木框上，把裡面捂了一夜的黃塵，連泥帶土磕出來，邁過石條門檻，朝土炕走去。我覺得，那隻###的黑蒼蠅，是在那孩子腮上的洋芋泥裡歇腳過了夜的。

現在我想起來了。後腦勺挨那一傢伙，開頭還是有知覺的。朝坡對面苗家溝生產大隊支部書記苗五成家走的時候，我叫人用木棍子敲了一下——我甚至覺得它像弓背一樣被彈回去，彈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向前跨了一步轉過身，過電一樣想了想：怎麼回事？難道溝底突然鑽出來棵歪脖子老柳樹？我眼前一團漆黑，就不醒人事了。我是面朝中天的紅日頭倒下的。

活轉過來，太陽已被一團灰塵斜著架在偏西的天空了。我橫躺在溝底，身體右側聚了一泓清水。被人打倒前我正準備走過去，可那時沒水呀，上游怎麼會忽然淌下來一股細若柳梢的水線呢？我大概是擋住了它的去路。浸泡在這汪水中，我被冰涼清爽給激醒了。來苗家溝前，我對小農思想、小集體意識這些農民固有的情緒，是有思想準備的，認為沒啥大不了的，這個案子不至於牽扯到意識形態上面去。但我沒想到，光天化日，紅色乾坤，竟有人敢對公社派來的幹部下黑手。更何況，我還是名知青。說實話，當時就覺得這事挺窩火，挺背氣，真想打退堂鼓往回撤。偏偏這時候，不知歇在哪面石壁縫裡的老鴰叫了幾聲，它叫得十分不耐煩，好像你活過來了它反而不高興了。我乾脆在水裡多躺了一會兒，好讓自己冷靜下來。既然來了，總不能一個人也不見，一句話也不問就原路返回，總得給公社，主要給自己有個交代吧。案子還得辦。我站起來，晃了晃，摸摸頭後面，順手帶下來一枝綠樹葉子。還好，沒出血，連皮都沒破，可能是根泛著嫩黃的柳條子。確定是因為連著三頓沒吃飯餓虛了，經不起大動靜了，才放心了許多。揀起帽子戴上，扶正，我繼續朝對面山上走去。那坡很陡，腳面與小腿之間的夾角始終被控制在70度以內。不對，那是我的想象。停下來喘氣時我研究過——90度，因為有腳後跟那根板筋扯著，那夾角只能是90度——如果你膽敢把身體與山坡斜面調整為垂直90度，就會出現另一種效果：對面山上那人，準會把你看作是一棵斜長在崖畔上的怪柳，張張揚揚戳在那裡，光禿禿地不長一片樹葉。我出了一身大汗。一方面是熱的，另一方面可能是餓出來的虛汗。

等我爬上去，在苗書記家黃土夯實的場院裡站定，溼淋淋的衣褲，早就被自己的體溫給烘乾了。

“早上把鞋脫在溝底，連黃蒿叢裡都不要放，就撂在明處，你赤腳片子踩著黃綿土上山，頂著毒日頭掏兩墒地，出上幾身汗，攆太陽落山前從墚峁那頭趕回來，它還規規矩矩擱在路邊。我們苗家溝民風淳樸，幾輩子形勢大好，沒丟過一條羊肚子手巾……”

苗書記這話一出口，我頓時覺得後腦勺那下算是白捱了——都把人打倒在溝底的渾水裡泡了一中午，你還敢說“民風淳樸”！

“誰說的？”苗書記老婆拉著風箱，打斷她男人的話說：“誰說的？你三老妗子沒讓人偷走過一隻繡花鞋？”

“瞎說甚哩，哪是叫人偷走的嘛？那是……”苗書記轉身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