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憤憤的。

愛玲心裡想：她們現在的感情壞到了這樣，勉強還住在一起，不過是為了省錢。姑姑有了男友，母親生氣，大概是失落感所致吧。

這次與母親之間的會面，好像有太多的不和諧。

這點點滴滴的不和諧積累在一起，愛玲看母親越來越陌生了。

後來黃逸梵因為和一位年輕的英國軍官來往密切，那軍官竟然以為她是間諜，向香港警察局進行了舉報。警局把她們一行人當間諜監視了起來，還偷偷搜查了她們的物品。

同行的幾個人之間，也開始鬧起一點小小的醋海風波。

母親很生氣，這才不得不走了，愛玲也沒問她要去哪裡。走的那天，愛玲到淺水灣飯店去送行，天下著大雨，租來的汽車裡坐滿了人，都在故作誇張地簇擁著黃逸梵說說笑笑。

母親從人堆裡探出身來，不耐煩地對愛玲說：“好了，你回去吧！”像是說她根本就無心來送似的。

這樣的分別，太讓人感到心冷。愛玲強作歡笑，站在門階前，看著車子開了，水花濺上身來。

母親這次是真的走遠了，她不會太多過問愛玲的事了。

後來她的監護人李開第先生去了重慶，將愛玲轉託給他的一個朋友。那位朋友，也是工程師，在港大教書，還兼任著一個男生宿舍的舍監。

舍監先生與太太就住在宿舍裡，張愛玲曾經前去拜訪。坐談了片刻，他便打量了瘦高的愛玲一下，忽然笑道：“有一種鳥，叫什麼……”　張愛玲略怔了怔，忽而領悟：“鷺鷥。”舍監先生有點不好意思地笑道：“對了。”

在港大，還有一件事，在她的寫作史上至關重要。

張愛玲在這時期，惟一一次用中文寫了一篇文章，這就是她早期著名的短文《我的天才夢》。

這篇文章，是她寫了參加《西風》雜誌創刊30週年徵文比賽的。這個《西風》雜誌，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紅極一時，宗旨是“譯述西洋雜誌精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讀者涵蓋面極廣，甚至普及到舞女、囚犯與流浪者階層。

大抵是愛玲初入學不久，在圖書館裡偶然看到雜誌上的啟事，遂動了參賽的念頭。

寫這文章時，張愛玲才19歲。應該說，一個剛剛成年的女孩，寫這文章的文筆與感覺，都堪稱老辣。

此文前半部分寫了自己幼時的各種才氣，後邊寫了自己如何在現實中“不行”。結尾處，便是那句被當代“小資”們掛在嘴邊的名言——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齧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張愛玲在這裡想寫的，也許是“蝨子”，一個無傷大雅的筆誤。在中國古代，先賢有“捫蝨而談”的高雅，讀過古典的張愛玲，會熟悉這個意象。不過這“蚤子”一詞，卻成了她的獨創，後來有的版本改為“蝨子”，便索然無味。

當然，她在文章中無論怎樣批判自己，也掩蓋不住一種自信。她有足夠的底氣要去摘取桂冠，至於那桂冠有多麼華貴，她暫時還想不到。

關於這篇文章，還有一段紛爭了半個世紀的公案。

在1976年出版的《張看》附記裡，張愛玲提到，這個《我的天才夢》當年獲《西風》雜誌徵文第13名，為名譽獎。因為字數受限制，所以當初寫的時候，只好極力壓縮。可是獲獎的第1名，字數要多出好幾倍。她在36年後言及此，仍憤憤不平。

1994年，《對照記》在臺北《中國時報》獲第17屆文學獎的特別成就獎，張愛玲應邀寫了獲獎感言《憶〈西風〉》，重提舊事。這一年，距離“西風事件”足有55年。

最後這次，她對這個“西風門”事件說得格外詳細。她說，當年《西風》雜誌懸賞徵文，題目是《我的……》，限五百字。首獎大概是五百元，記不清楚了。她受五百字限制，寫好後，曾一遍遍數得頭痛，務必刪成四百九十幾個字，少了也不甘心。

不久，《西風》雜誌通知她得了首獎，但收到全部獲獎名單，才發現首獎題目是《我的妻》。而她的《天才夢》排在末尾，彷彿名義是“特別獎”。《我的妻》寫的是一對貧困夫妻的事，長達三千字。

雜誌社沒給她片紙隻字的解釋。張愛玲自嘲道：“我不過是個大學一年生”。唯有一點可欣慰的，就是獲獎文章結集出版時，書名用了張愛玲的題目《天才夢》。

待“張學”蜂起，這件事自然考證者眾。專家陳子善鉤沉輯佚，挖出了1939年9月1日出版的《西風》第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