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時因“家國殄喪”剃度出家，後投由北方南下且“名高嵩嶽”的高僧慧思習禪，30歲時受師命往陳都建康“創宏禪法”，被陳宣帝尊為“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陳太建七年（575年），智覬往會稽天台山，創立了天台教團，十年後的至德二年（584年）才被陳後主以重禮迎回建康，後主以宮廷“羊車童子”相迎，“於大內起禮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楊廣後來作的《江都宮樂歌》有“果下金鞍躍紫騮”句，寫的就是當時的情景，是證當時智的聲望之高。南但陳滅亡之際，“金陵講席，掃土俱盡”，智覬“策杖荊湘，劃跡雲峰”，與楊廣失之交臂，未得相見。

開皇九年（589年）十二月十七日，受命坐鎮江都的秦王楊俊首先向智覬致書，存問“道體何如”。開皇十年正月十六日楊堅又致書“敬問”。同年五月十九日，秦王楊俊再致書並“奉施沈香”，延請智覬前往江都。但智覬心存觀望，婉言拒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楊廣移鎮江都後，也很快“遣使人往彼延屈”，給智覬送來《初迎書》：“希能輕舉以沃虛襟，佇望來儀不乖眷意”。迎書自稱“弟子楊廣和南”，尊智覬為師，言辭十分誠懇。楊廣還命有司修葺禪眾寺以供智覬暫住，而“願忘懷受施”，竭誠盡敬迎智覬來江都。

智覬仍求躲避，他“初陳寡德”，辭不敢當，“次讓名僧”，推諉不赴，“後舉同學”，以他人自代。楊廣則再三懇請，執弟子禮甚恭，智“三辭不免”，最後終於勉強答應前往江都。行前，智覬“仍求四願”，即提出了四項前提條件。其一為“願勿以禪法見期”，即請楊廣不要期望過高，不要指望傳授禪法；其二稱“雖欲自慎，終恐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允許保有自己獨立的個性人格；“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要去就，……若通法願許為法，勿嫌輕重”這是為自己傳佛法而不阿世敬請諒解；四曰：“三十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若丘壑念起，願放其飲啄以卒殘生”這乾脆就是宣告自己此去應有來去自由。“四願”言辭柔中有剛，表明智覬對隋朝或者說對楊廣遲疑觀望，力圖在政治上保持一定距離。

楊廣時“方希淨戒，故妙願唯諾，一一允諾”。並在開皇十一年（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江都城內總管府金城殿設千僧會，隆重迎謁了智覬。會上智覬為楊廣授菩薩戒，楊廣自稱“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亦即聖上心路豁然，乃披雲霧，即銷煩惱”，十分恭敬地拜智覬為師。戒畢智覬為楊廣取法名曰“總持菩薩”，意為“功德圓滿”的菩薩，楊廣則奉智覬為“智者大師”，且“奉送供給隆重轉倍於前”。這年楊廣23歲，智覬已54歲，師徒關係就此確立。

然而，除主持“受律儀法”外，智覬在江都並不參與其它佛事活動，事畢後他當即請求重返“故林”。楊廣一直堅持請他留下，智覬竟“佛衣而起”，稱“先有明約，事無兩違”。楊廣“不敢重邀，合掌尋送”，當夜，智覬即“出居城外禪眾寺”，楊廣無奈，竟致“禮望目極銜泣而返”。智覬急欲西返，表明他不願接受楊廣政治上的控制，也表現出他孤傲倔強的個性和令人驚歎的膽量。楊廣又讓柳顧言“致書請留，待來年二月，約至棲霞送別”，智覬於是在城外住了幾個月。

除了結交大師級別的佛教人物，楊廣在江都新建立了四道場弘揚佛教。所謂道場，即佛教寺廟。江都四道場則除佛教的慧日、法雲二道場外，還包括道教的玉清、金洞二玄壇，均設在江都城內總管府新官邸附近。《續高僧傳》卷一五《義解篇？論曰》：“自爰初晉邸即位，道場慧日、法雲廣陳釋侶；玉清、金洞備引李宗”。四道場廣泛收納名僧高道，“追徵四遠，有名釋李，率來府供”。僅慧日道場招致的名僧就有智脫、洪哲、法澄、道莊、法輪、智矩、吉藏、慧覺、慧越、慧乘、法安、立身、法稱等人。楊廣稱說過於城內建慧日道場，延屈龍象，意在“大弘佛事，盛轉法輪”。

玉清、金洞二玄壇招致的江南道士也不在少數，史載楊廣初鎮揚州時，即“遣王子相、柳顧言迎道士王遠知至揚州相見”。王遠知出於南朝第一高門琅琊王氏，是梁朝著名道士陶弘景的高門弟子，南方道教的正統傳人。《太平廣記》卷二三引《談賓錄》曰：“及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起玉清玄壇，邀遠知主之。”請王遠知來江都四道場主持玉清玄壇，對江南道教界顯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這表明楊廣對道教也同樣重視。在楊廣大力扶持下，王遠知遂成為隋及唐初道教界的翹楚。楊廣還手書召隱道士徐則到揚州授道法，徐則未達而去世，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