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不是在無意義的亂走，而是在做一件極為重要，卻又甚少有人願意做的事：丈量土地。

雖然在秦代就統一了度量衡，但是到了明朝，各種度量單位並不是一個恆定不變的數值，而是根據具體的場合情況有不同的標準。

就以尺為例，明朝的“一尺”並不是個固定長度。分為裁衣尺、營造尺、量地尺三種，依據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標準。其長度規定都是根據寶鈔紙而來，在一尺這個標準上，三種尺之間的長度都不相同。

對於民間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來說，畝的概念也不是恆定值。一“畝”地並不是個固定大小，在不同的省份，一畝地大小不一。有的地區，則是以糧食產量作為畝的恆定標準，保證每畝田地的產糧數近似。

上元縣目前奉行的計畝標準是三百六十弓為一畝，這就需要有人去測量，才能得出一個精確的結果。否則指著一片田地，隨便說個畝數，只要不出太大的偏差，靠肉眼根本看不出來。而這種統計上的差額，正是當下一些鄉紳以及胥吏的收入來源。

士紳的優免不是無上限的，後世所謂舉人田地免稅的說法並不準確。舉人的優免田額在當下與秀才沒什麼區別，之所以舉人可以得到大筆投獻是在於其官員預備的身份，擁有了和地方官府交涉的資格。為了維護他的體面，其名下的田就沒人去丈量，只需要他報個數字。說多少，就是多少，沒人去追究。

鄉村自己開的荒田是要報備的，報數字的時候隨便說個數字，只要衙門裡有人，就這麼認下來，修訂到魚鱗冊頁裡成為收稅標準，按多出來的地，就是收入來源。像上元這種頻繁發生洪水的地方，一場洪水席捲之後，有些原有耕田變成澤國，不能再作為田地耕種。上報朝廷時，這個數字做一個增減，都是收入上的重要來源。

作為朝廷財政收入根基的田畝越來越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土地沒人丈量。每次統計時，都是由地方的糧長統計自己管境內的可耕種土地數。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全村的利益，把田畝報的比實際數字小，是所有糧長都會做的事。而明朝廷控制下的田地就這麼一點點被蠶食掉。當然，這裡面士紳優免以及藩王田地的因素更重，但是這種丈量土地中的私弊，同樣不可忽視。

至於為什麼不官府出面丈量，道理也很簡單，受累不討好。清丈田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要頂著日頭在田間行走計數，註定不可能由官員完成。朱元璋制定吏役無事不下鄉制度，就是因為他當年在鄉間是確實見過如狼似虎的吏役是如何迫害百姓胡作非為的。那些人的行為，會導致百姓對朝廷心生怨恨，一旦怨恨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釀成民變。

連正常的工作都要藉機壓榨百姓，中飽私囊的吏役，做這種苦差事更不可能規矩。清丈土地本來就會招來百姓的猜疑，再有這些人的壓榨，民變隨時可能發生。事後追究責任，主官就難逃罪責。再者，檢地那些人其實和負責帳冊那些人是同一批，到時候他們收了賄賂，還是可能按著鄉紳的數字報上來，那這種檢地還有什麼意義？

即使遇到負責聽話的衙役，地也不是那麼好檢。眼下沒什麼工具，都是靠自己的步子去丈量。大家身高不同，步子本來就不一樣大，這種勘察方法肯定不標準。事後鄉紳鬧起來，兩次丈量數字必定不一樣，主官還是要背鍋。

這年月大明官場已經進入得過且過階段，誰也不願意沒事去做背鍋俠，索性就隨他去了。

士紳逃避賦稅，再透過“詭寄”“飛撒”等手段，把賦稅攤派到無錢無勢的普通人身上。如果遇到有良知的官吏，這種行為就可能被揭穿。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鄉紳也會有意挑起百姓與清丈人員的矛盾。終究是百姓人多，衙役人少，一旦發生武力衝突肯定是以公人被打傷而結束。是以衙役們遇到大戶的田地不敢查，查小民的地沒意義還可能鬧出大事件，最後就乾脆沒人管這事。

范進這次不要顧家的錢，所提出的要求就是丈量顧家土地，顧家族人不得阻撓。顧壽山雖然不至於被抓去砍頭，但是人已經被看押起來，顧實又是個難得的老實人，對官府的行為大力支援，是以對范進的要求顧實一口應諾。

整個道德鄉的田地裡，顧家田產所佔比重比較大，他一點頭，其他鄉紳就不好拒絕。再者范進好不容易鬆口不再追究此事，誰也不想為這事得罪范進，到時候被記恨上，也牽連到行刺事件裡就犯不上。

就在范進在此養病期間，城裡的徐維志得到妹子訊息，氣勢洶洶地點起一支馬隊差點出城來這裡抓人。雖然最終事情未成，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