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思或者是失戀打擊，卻不能容忍愛情的真空。在真空中，理想的崇高羽毛會和平凡而現實的石頭同時落地。小胖現在面臨的，其實是自己不知道謎底的一個最簡單而又最棘手的問題。

晚上的時候，“小胖”的妻子給李小曼打電話，答應一定儘早給她答覆。那時候，我正與李小曼在學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廳聊天，談各自的進展。李小曼暫時弄到了2000，而我手上還有3000，現在還缺的就是朱赫去年欠繳的學費、各種雜費、英語四級及計算機考試費用，也還要5000多，還是筆不小的數目。可是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朱赫消失了至少一個月，這一個月裡我沒有他的任何訊息。

校園裡的學生們，無憂無慮地走在林間小路上，偶爾還有幾對情侶在草叢裡翻滾那麼幾下。到了晚上，值勤的大媽們也總會在各種僻靜的角落用手電的光線趕走幾對正在親熱的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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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酒晚舞十五（7）

陰霾的天空下，校園廣播裡的臺北音很重的播音員在談論著和未來有關的一些話題。我們的未來在他們嘴裡都鍍了一層金，而我們自己知道，到了我們畢業找工作時，前方的道路有多麼的曲折，前途是多麼的渺茫。現在的大學生沒有什麼可以自豪的地方了。在我父親那個年代，大學生可以成為車間裡的學術權威，在基層鍛鍊三四年就能平步青雲，成為一顆政治新星；而現在，與南方的農民工荒同時存在的，是大學生沉重的就業壓力。而學校周邊的小旅店，成了緩解壓力的最好的發洩地。每到週末，如果帶上聽診器，到任何一所大學外的小旅店找間隔音不是很好的房間，這一晚上，吃上十幾根冰棒是必須的了。

學術氛圍在很多大學裡都消失了，老師們忙著晉級、升職，學生們也不太著急學習。只有那些要考研究生的，還算認真。可是考研究生也會出問題。聽說有位仁兄，第一年考英語差3分，第二年考政治差3分，第三年雖然半工半學，卻硬是把筆試都透過了，可是正好那年開始面試算成績了，結果又差三分。後來總算考上了，可畢業時就業還是困難。問題出現了，大學畢業怎麼會找不到工作？是因為我們每天學的知識與市場所需要的不合拍。比如說一個大學生學了四年財經金融，可是見到錢他並不知道應該怎麼玩，如果他不考慮轉行的話，結果他就只好去銀行的營業視窗裡面數錢數上十幾年。

也許困惑就是留給我這類愛思考的人的，然而我也僅僅是喜歡思考而已，我可沒有揭竿而起的勇氣，要不怎麼人們現在都崇拜李敖或是稽康呢？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個通病，就是在出世和入世之間舉棋不定。當用不著出多大力而又能騙到幾句讚賞時，知識分子就覺得自己是儒家；當遇到極大困難，並且要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的時候，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們就會選擇說自己是道家。

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是熱愛自己的祖國的，而當國家出現問題時，各種蠅營狗苟的人物都想出來分一杯羹，更有甚者還會依靠別人的鮮血來換取自己的政治資本。

一個國家的興衰，決定因素不是一群紅衛兵造型的“憤青”，不是唱著《一無所有》的所謂“民主鬥士”，而是一個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當我們的知識分子都被改革大潮淹沒的時候，那麼整個社會的功利色彩將會把這個社會中僅存的道德底線沖刷乾淨。但是人們也會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對理想社會的憧憬從來就沒有在知識分子的腦海中停留過。從柏拉圖到歐文，從華盛頓到馬克思，幾乎每一個人類歷史上著名的哲學家或是政治家都在努力尋找著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些人會說美國的民主是最偉大的，也是最自由的。可是你隨便找個美國人問問他，當年肯尼迪被暗殺時是怎麼體現了美國的民主和司法公正呢？任何一個美國人都說不出來個所以然來。1976年美國國會認為肯尼迪事件有可能是陰謀，建議美國司法部採取行動，結果他們至今未動，非要等到2029年檔案解密時再說。可見再怎樣宣稱“法制”的國家，也都是由人來左右的。

這也給那些覺得美國就是天堂的並且覺得在國內受屈的想畢業以後就馬上出國的人當頭一棒。所以人們沒有必要整天怨天尤人，大可以把大把時間用來裝點我們的善良或童心未泯，把眼皮底下的事情做好。我想著想著就又替朱赫平衡了，他好歹還有個上學的地方，如果出生在哪個西非小國，不要說上大學，恐怕都投胎好多回了。

可是朱赫卻說：“西非好啊，女的身材都好，就算死了好幾回也認了。十二三歲就把終身大事給辦了，哪像你們這都20好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