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必須在他人面前保持低調和超然的冷靜。

在一家投資銀行做交易員時，尼羅不得不填寫那種典型的員工評估表。評估表據說是為了追蹤員工“業績”，檢查他們是否有所懈怠。尼羅覺得評估很荒謬，因為它不對交易員的業績質量進行評定，而更多是在鼓勵他謀求短期利潤，放棄可能的大收益，就像銀行發放的幾乎不可能有大收益的愚蠢的貸款，因為信貸員在為下季度的業績評估奮鬥。於是，在早期職業生涯的一天，尼羅坐下來靜靜聽他的“上級”對他做出評估。當尼羅接過評估表時，他在他面前把它撕得粉碎。他撕得很慢，使這一行為的性質與他的鎮靜形成鮮明對比。老闆看他毫無懼意，眼珠子幾乎瞪出來。尼羅專心於他平淡無奇的慢動作，為這種捍衛信念的感覺和付諸現實的行動感到得意揚揚。高尚與尊嚴加在一起是很令人愉快的。他知道，他要麼被解僱，要麼被放任。他被放任了。

。　想看書來

黑天鵝　第八章（1）

永不消失的運氣—沉默的證據問題

我們理解事件的方式中還存在另一個缺陷—沉默的證據。歷史既向我們隱藏了黑天鵝現象，又隱藏了它製造黑天鵝現象的能力。

淹死的拜神者的故事

兩千多年前，羅馬雄辯家、純文學作家、思想家、禁慾主義者、陰謀政治家及高貴紳士西塞羅講了下面這個故事。有人把一幅畫給一個無神論者看，畫上畫著一群正在祈禱的拜神者，他們在隨後的沉船事故中倖存了下來。其寓意在於說明祈禱能保護人們不被淹死。無神論者問：“那些祈禱後被淹死的人的畫像在哪兒？”

淹死的拜神者已經死了，所以很難從海底爬出來到處宣傳他們的經歷。這能夠欺騙那些粗心大意的人相信奇蹟。

我們把這種情況叫做沉默的證據問題。其道理很簡單，但影響巨大而且普遍存在。大部分思想家試圖讓他們之前的人感到羞愧，西塞羅卻幾乎讓他之後的所有經驗主義思想家感到羞愧。

後來，我的英雄中的英雄—散文家蒙田和經驗主義者培根都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到了這個觀點，用它解釋假信仰的形成。“這是一切迷信形成的方式，不論是占星術、解夢、預言、占卜還是別的什麼。”培根在《新工具》中寫道。很明顯，問題在於這些偉大的發現被很快遺忘，除非它們被系統化地灌輸給我們，或者融入我們的思維方式。

沉默的證據遍及與歷史概念有關的一切。我說的歷史不僅僅是關於歷史的、資料豐富而無聊的書（封面印著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以吸引購買者）。歷史是具有事後影響的全部事件。

這種偏差延伸到人們對思想勝利的解釋，對許多職業所需技能的錯誤認識，人們在藝術領域的成功，先天與後天培養的爭論，法庭使用證據的錯誤，對歷史“邏輯”的錯誤認識，當然，最嚴重的是我們對極端事件性質的理解。

你坐在教室裡聽某個自以為重要、高傲而沉悶的人裝腔作勢地講了兩個小時的歷史理論。無聊讓你頭腦麻木，根本不明白他在說什麼，但你聽到大人物的名字：黑格爾、費希特、柏拉圖、希羅多德……他看上去很深沉博學，你卻發現他說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基於簡單的視覺錯覺！但這並不奇怪：他太精於此道了，假如你質疑他的方法，他就會向你丟擲更多的名詞。

我們太容易在編造歷史理論時忘記已經死去的人，但這個問題不僅存在於歷史中，還存在於我們在所有領域打造樣本並蒐集證據的方式中。我把這種扭曲稱為偏差，也就是你所看到的事物與真正存在的事物之間的差異。“偏差”是指一種系統性錯誤，它導致人們總是對事件的影響做出更為積極或者更為消極的判斷，就像一臺總是顯示你比實際重幾磅或輕幾磅的秤，或者一部讓你的腰圍增大的攝像機。人們在20世紀不斷在各種學科發現這種偏差，但它們大都被很快忘記了（就像西塞羅的觀點一樣）。淹死的拜神者不會寫下關於他們經歷的歷史（要想寫歷史，還是活著更容易一點），歷史上的失敗者也是如此，不論人物還是思想。令人吃驚的是，最需要理解沉默的證據的歷史學家和其他文科學者沒有誰真正做到了這一點（我十分努力地查過）。至於記者，算了吧！他們正是大批扭曲事實的人。

“偏差”一詞還表明相關情況可量化的特點：你可能能夠評估扭曲的程度，並透過同時考慮死去和活著的人，而不單透過活著的人來修正它。

黑天鵝　第八章（2）

沉默的證據掩藏了事件的隨機性，尤其是黑天鵝型別的隨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