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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話並無文采,但是卻也易懂。大臣們倒也並不認真阻攔,說白我不過是想做個不想要官職的御史罷了,又有什麼好阻止的呢?
但是對於我來說,這卻至關重要。我現在的態勢,一方面很想涉及到政治當中,來影響歷史的發展;另一方面,卻也很知道此時的政局完全是個油鍋,我很怕把自己給燙著了。有了這樣一個超然的身份,我就既能影響到皇帝的決策,又避開了新舊的黨爭。而且我不要官職的令名,會讓我得到更多的輿論加分,我的清名又反過來讓我的進言更有影響力。
“熙寧三年……賜布衣石越進士及第,翰林學士……”——史官們如此記載著當天發生的事情。(注:北宋簡拔人才,並不拘束,由布衣而為重臣近臣,史不絕書。)
“白衣御史”石越能給想有所作為的年輕皇帝多大的影響,即便我來自未來,也是不能預知的。但是皇帝的恩典卻給了我生意上極大的方便。
汴京民智印書館的印書坊放在了郊區,有宋文風之盛,使得各種書籍的銷量相當之大,而其利潤更屬可觀。僅僅半年時間,我的印書坊就僱用了數千名印書工,幾乎壟斷了境內所有的印書業。印書館擴張的速度也是驚人的,我在青州(濟南)、京兆府(西安)、江寧(南京)、成都、鄂州(武漢)、杭州開了六個分局,並且首次向尚且活著的文人支付象徵性的稿費(精緻的物品加少量的錢),進一步博得他們的好感。
印書館的業務也開始全面擴張,不僅僅是經史子集、詩詞曲賦、蒙學讀物,我也特意請人把坊間評書整理成小冊子出版,結果果然頗愛歡迎。另一方面,我利用自己的超然身份,並透過太學的學生們,請來了一些在自然科學方面頗有研究的學者,請他們寫一些通俗的小冊子出版。對於《齊民要術》、《九章算術》這樣的古籍,我更加是不遺餘力。書籍的價格很便宜,一般十幾文錢就可以買到一本,小冊子只要幾文,一般的印書坊根本無法和我競爭,等待他們的,要麼改行,要麼被吞併。不過這個時代的人,對於被我較文明的吞併,似乎並不反感。
當然我也很明白這裡面其實有人是想來偷藝的,我卻並不因為沒有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而用那些舊的行規進行限制,我並不想一直壟斷印書業,我只是想透過這種刺激,讓有能力者偷學到我的技術,和我進行更激烈的競爭。可惜的是我那些掌櫃們似乎不太能理解我的想法,所以第一家採用新式印書技術和我競爭的印書坊,竟然在兩年後才出現。
這其間我冒了一定的風險,輕輕的拍了拍相公王安石的馬屁——我把他1059年寫的《上宗仁皇帝言事書》印了一萬冊免費贈出。我知道如王安石這樣的人物,是不可能受賄的,而和他交遊過密,只怕會招致舊黨的痛恨,而不理他,又怎麼也說不過去,那就找他最癢的地方下手吧。
只是這個王相公也真是夠書生氣,做為了讚賞的表示,居然只是送了把他寫詩的扇子給我!簡直讓人覺得這傢伙太摳門了。
耶誕1070年,我的生活主要就是印書館的工作。這個印書館能對中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是我所不能預測的,但是我知道在書籍價格下降,印刷更加方便的時代,文明更容易儲存和傳播,則是毫無疑問的。比較直接的影響,則是我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書商,而且我也因此成為了當時汴京城裡較為富有的人之一。而新技術的直接發明者,李三樸和趙樹福也成為了我印書業的代理人,這兩個人比較讓我喜歡的是,他們並不是把錢看得很輕,但是也不把錢看成很重。而且他們似乎很自然而然的把自己的未來依附到了我的身上……(這一點,我是在放心的同時也感到悲哀的。)
做為印書館的社長和總編,袁樞和郭泰都來自太學,這最後也成為汴京民智印書館的傳統,每一屆的社長和總編,都是太學生,當他們考取功名擔任官職後,就會自動卸任,另薦賢才來接替。之所以請毫無名望的學生們來擔任這樣重要的職務,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