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杭州、泉州、廣州夷商居住之蕃坊，可依舊保留，其中大宋居住十年以上，無犯法作奸，願意歸附為大宋子民者，可以視同漢商，其子孫可以參加科舉做官，其商船許懸大宋商船旗幟；

其五，徵募無賴子弟、貧寒農夫，以及乞丐、犯法者，移民凌牙門；

其六，鼓勵大宋商人向凌牙門東南諸島之夷人購買土地，在當地興辦各種行業。大宋海船水軍將保證其合理利益不受損害。同時，自凌牙門以東、以南，所有無人居住之島嶼與土地，皆為大宋皇帝陛下之私人財產。大宋子民可以向皇帝陛下支付一定之費用購買。其價格可按汴京田價之二百分之一計算。大宋軍民亦不得侵害所有願意向大宋稱臣之蠻夷領地。

其七，凡海外諸夷，願意向大宋稱臣納貢者，其酋長繼承人，由其部自行決定，但其人必須在中土或者交趾接受過官學儒家教育，且必須報呈大宋朝廷認可，由大宋頒佈任命。接受王化者，大宋待以藩邦之禮。拒絕王化者，只須不攻擊大宋軍民，不危害大宋海外領地之安全，不與大宋之藩屬發生衝突，大宋亦以寬大之心，許其自在於蠻荒之地。惟其領土範圍，亦不受大宋之認可。

薛奕所呈之七事之內容，是他與石越討論後提出來的，範圍並不限於海船水軍之建設。而涉及到大宋朝廷對環南海地區的態度。這份著名的《海船水軍七事札子》，整個態度明顯是積極進取的，甚至可以說飽含攻擊性。一千八百艘福船級海船水軍的規模，其背後的實質意義是，一旦大宋總動員，就可以出動總數至少在三十六萬人規模的龐大海軍，這種規模龐大的構想，有史冊記載以來，都無人敢想。但是薛奕的眼目與大宋國內的大臣們明顯不同，在石越的建議下，他提出了藏兵於民的構想。讓日益蓬勃發展的海外貿易商人，來替大宋朝廷供養這規模龐大的軍隊。而對待遍佈於環南海諸島之部落，薛奕亦採取了兩手策略，一方面對那些規模較大的部落進行拉攏，給予藩邦之禮，只求讓大宋商人前往投資與通商即可；而對待小部落，願意接受“王化”的，自然也予以承認，以拉攏為自己的盟友，打擊那些不願意接受“王化”的小部落——南海地區有無數的欠發達部落，在當時根本不知道“大宋”為何物，自然不會願意來接受“王化”。與此同時，薛奕毫不客氣的將所有無人荒島贈予了趙頊。石越對於各種殖民史都不算陌生，但是他本人既無願望也無可能去推行種族滅絕政策——如果他敢喪心病狂的那樣做，必須會在國內變成過街老鼠，這種政治風險既便是呂惠卿、蔡京一流的人物，也會顧忌三分。因此石越對環南海地區的態度是：一、儘可能的化夷為漢；二、儘可能的把土著居民變成大宋商人的佃農。石越的這種思想，與薛奕不謀而合，表現在《七事札子》中，便是第六條與第七條。

這份札子在原則上並沒有受到激烈的反對。討論的重點自然是可行性，至少戶部尚書司馬光的態度相當明確，他絕對不願意為這“沒有必要”的海船水軍擴軍花一分錢。譬如司馬光認為，杭州的第一軍和登州的第三軍，完全可以合併，以五百戰艦的規模，絕對可以牢牢控制東海而不受任何挑戰；而凌牙門第四軍與廣州第二軍總數高達一千艘的水軍規模，實在過於浪費。司馬光從交趾海戰中得到經驗，認為有一百艘戰艦，足以控制南海。縱然要與注輦國爭雄，總數在六百艘的規模，便已經綽綽有餘。所以司馬光堅持相信，一千八百艘戰船，最起碼可以削減到一千一百艘甚至是八百艘。

而文彥博則認為，第六條和第七條，表面客氣，但實質卻過於咄咄逼人。讓海外諸島為大宋創造財富，固執如文彥博也不會反對。但是他認為如果到處挑起紛爭，並不是天朝的榮耀，而是天朝的恥辱。天朝處事，應當有天朝之風範，不當如同蠻族一般，以力服人。而且如果介入太多，會出現兵力不足的狀況。而且文彥博非常懷疑，強迫水手受訓的計劃，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貫徹，他極度懷疑會因此重蹈保甲法的覆轍。只不過因為這損害的是商人的利益而非農民的利益，所以文彥博心裡還隱隱隱約約認為：既便是失敗，也不會影響國本。

不過比較有利的是，兵科給事中已經表露出讚許的態度，似乎不會出現被封駁的情況。因此，趙頊的態度，便成為了關鍵。薛奕才敢壯著膽子，向皇帝提出如此請求。

趙頊聽完，不置可否的一笑，用手指著文彥博，笑道：“朕便同意，若樞使不同意，也是枉然。國家大事，不可草率。朕這個皇帝，不是什麼事都可以做主的。”

薛奕忙說道：“那是因為陛下是英明之君主，善於納諫。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