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失敗，可是後世之人總是對此熱衷無比。

不得不說，制度完善到了此時的程度也算是公德圓滿。郡縣的官員盡是流官，而流官到任，要施政，就不得不取得本地士紳的支援，州縣之上是知府，知府之上是三權分立的佈政、提刑、都指揮使，各自分管民政、刑法、軍事，各不統屬，相互制衡。同時，朝廷在行省，還設有巡道的御使，御使並非常駐，而是臨時派遣，幾乎和地方上沒有瓜葛，這些御使，多半又是年輕的官員，不受官場上暮氣的沾染。

而在朝廷，制度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部堂的首長本是位極人臣，可是部堂之中，設給事中，給事中官小，卻有封駁聖旨，彈劾部堂大小事務的權利，朝廷的政令，由文淵閣和翰林這些清流為主的官員參與討論，再令御使進行監督。

一切都在制衡，品級高的官員。治理一方，卻受低階的官員鉗制，軍事、民政、學政、戶政等權利。整個大明的朝廷，沒有一個人能夠一言而斷，即便是堂堂的解縉，也有可能受到清流的抨擊。

所謂以文抑武，以上御下，再以下克上，文武之間。內廷與朝廷之間，清流與部首之間，朝廷與地方之間。民政與軍政、學政、軍政之間，地方派系與督查之間，貓吃老鼠，老鼠吃象。

這個制度堪稱完美。這也是解縉的底氣。在解縉看來。安南雖然效仿大明，可是依舊有尾大不掉的殘餘，以至安南境內殘留了許多的封臣，只要將大明的制度套在安南這個不毛之地上，大明便能實施有效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