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看其個人道德如何。如果其活動對於國家統一進步、民生的安定改善起了促進作用，即使其個人品德有不足之處，對其也應作出肯定的評價。施偉青先生早就評價過評價歷史人物唯道德論的觀點，指出，如果拿這種觀點作為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那麼，“商湯、周武王、管仲、曹操、魏徵、宋太祖等等大有作為的歷史人物都必須被唾棄”，但是這顯然是不公允的（施偉青著《施琅將軍傳》第104頁）。商湯，原是夏朝君主桀的臣子，他起兵推翻桀的統治，建立了商朝。他結束了夏王桀的*，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周武王，原是商紂王的臣子，他率兵滅了商朝，建立周朝。他推翻了紂王的殘暴統治，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值得讚揚。99毛澤東稱此舉是“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5頁）。管仲，原是春秋時期齊國公子糾政治集團的主要成員，在公子糾被另一個政治集團的公子小白（即後來的齊桓公）殺死後，管仲不僅沒有殉難，反而變成齊桓公最得力的助手，輔佐其成就霸業，存邢救衛，安定王室，穩定了北方地區的社會秩序。管仲的歷史貢獻有目共睹。曹操，原是東漢劉氏政權的臣子，他名為漢臣，實乃挾天子以令諸侯，精心經營，為其子曹丕代漢稱帝鋪就了臺方　階。但是曹操實行法治，重視農耕，統一北方，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魏徵，在隋末各派政治集團中，原屬李密部下，隨李密降唐，後被竇建德所獲，遂在其手下為官，竇建德敗於唐後，他再次降唐。從此他在唐朝任職，以直諫著稱，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促成“貞觀之治”盛世的出現。因而他得到人們的頌揚。宋太祖，原是後周的臣子，他發動陳橋兵變，奪取帝位，爾後採取措施加強中央集權，結束混亂割據的局面，發展社會經濟，是一位頗有貢獻的封建君主，理應給予較高的歷史地位。可是，倘若按照斯雄的說法來看待他們，他們則會被斥為“失節不忠之人”，且“禍害”很深，是要背很大的“罵名”的，“在任何時代，都無以立身，為各方唾棄”。不過，事實是並非“在任何時代”都是對他們作如此評價。就中國內地史學界來說，近數十年來，對以上數位歷史人物是持一致的肯定意見的。海外學者也大多對他們持正面評價。其實，在這方面早在2000多年前，儒家學派的鼻祖孔子、亞聖孟子，就已為後人作出榜樣。戰國時孟子和齊宣王的一則談話，反映了孟子評價歷史人物所遵循的標準：“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認為，如果君王殘暴，臣下不僅可以背叛他，而且可以誅殺他，取而代之。因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春秋時，孔子的兩位學生子路、子貢曾就管仲的評價問題提出疑問，而孔子都明確做了回答：“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以上二則文字用白話文來說即是：子路說：“齊桓公殺了公子糾，召忽——公子糾的師傅因而自殺，管仲——公子糾的另一師傅卻不殉死。”接著問：“管仲不是有仁德吧？”孔子答道：“齊桓公多次主持諸侯之間的盟會，結束了戰爭，都是管仲的力量。這就是管仲的仁德，這就是管仲的仁德。”子貢問道：“管仲不是仁人吧？桓公殺了公子糾，他不僅不殉難，反而去輔佐他。”孔子答道：“管仲輔佐桓公，稱霸諸侯，匡正天下，人民至今還受到他的好處。假如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著頭髮，衣襟向左邊開——淪為落後民族了。他難道要像普通人那樣守著小節小義，在山溝中自殺而還沒有人知道嗎？”由此可見，孔子、孟子都是以是否有利於天下（國家）、百姓為標準來評價歷史人物的。已有著名學者指出：“孔子所稱許的仁人有數種型別。”“都是從大處、特別是人民和國家的利益著眼。這樣仁的尺度在封建社會中是很高的，也是正確的。”（高亨：《孔子思想三論》，《哲學研究》1962年第1期）“孔子認為管仲縱是‘有反坫’有‘三歸’，卻幫助齊桓公使天下有一個較長期的（齊桓公在位43年）、較安定的局面，這是大有益於大眾的事，而這就是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