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禍無窮。

漢末，外戚、宦官爭鬥，殺來殺去，但天下基本能夠維持平衡，但作為勳鎮的董卓一旦加入，天下立刻崩壞。

中國歷史上，能夠左右政局的，一共就只有，外戚，宦官，士族，勳鎮，皇權，這麼幾大勢力，其中從歷史經驗上看，外戚、宦官、勳鎮，這是對王朝最大的危害。

中國曆經千年鬥爭，兩漢的教訓，唐的教訓，外戚、宦官不能用，勳鎮也就是武將也必須關在籠子裡，加以限制，否則唐末以來亂了幾百年，歸其原因是什麼，不就“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爾”，武將失去約束了麼？

說趙宋制度達到了古代中國的極致，就是因為他基本解決了外戚、宦官、勳鎮的問題，而士這個階層，相對於其他幾個階層，他對皇權的威脅最小，同時又能約束皇權。

古代雖說號稱家天下，似乎整個江山都是皇帝的，皇帝就該愛護整個天下，帶著整個王朝向前，但其實一個成熟的皇帝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坐穩天下，忠臣、奸臣、黎明百姓，這些對他來說都不重要，奸臣有用，他們也會用，忠臣威脅到他，照樣要殺。

士大夫這個階層，雖然依附於皇權，但與皇權又是對立的，皇權是要家天下，士大夫則認為天下可不是皇帝一人的，皇帝要亂來，士大夫有責任約束，所以宋代君臣共治，士紳百姓的生活，也是歷代之中最為幸福的。

後人可能覺得宋代比較屈辱，那宋人自己的感覺是什麼呢？崖山一戰，十餘萬人投海而死，如果他們不熱愛這個朝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願意殉葬呢？

皇權發展到極致，對於天下是無益的，這點明初推行八股，禁孟子，就已經顯現出端倪，但內閣的出現，還是有文臣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可等到了滿清之時，中國歷史上一直對皇權存在約束計程車這個階層，在滿清的屠殺和經歷空前的文字獄之後，其思想已經不能再稱為士大夫，基本都成了犬儒，已經不是傳統上能約束皇權的儒家，所以滿清時皇權發展到極致，滿清統治者要“寧贈友邦，不予家奴”，天下間即便有人反對，也無法約束。

眼下的大明朝廷內部，隨著宦官勢力的出局，由文臣和勳鎮勢力把持朝政，而勳鎮與文臣之間，其實是對立爭鬥的關係。

歷史上的南明朝廷也是如此，勳鎮與文官之間，勳鎮與勳鎮之間爭鬥不休，這都是因為本來穩定的系統破碎之後，各個勢力之間無法找到平衡所至。

此時大明內部，還沒有出現歷史上的那種混亂，其實是因為王彥這個特殊身份存在，他首先是勳鎮之首，武將都被他壓制，其次他又是實實在在的舉人身份，被文官認可，有長遠的戰略目光。

這樣整個朝廷，達到了一個平衡，雙方之間能夠透過王彥，可以相互妥協，有這麼一個調節矛盾的存在，但這只是隆武朝廷內部的局勢，還有外部的諸多勢力，還沒有算進來。

不過朝廷內部既然達到了平衡，所以無論是哪一方都不希望有第三種勢力進來攪局，內廷司禮監，肯定是要被打壓的物件。

司禮監這個機構，設定於宣宗時期，為的是牽制內閣，但他一出現就註定是會凌駕於內閣之上的存在，司禮監大太監一度成了朝廷的最高實職，劉瑾，魏忠賢都曾經擔任過這個職務，獨攬軍政大權。

龐天壽出任司禮監大太監之後，自然滿懷期望的想要攬權，但是他卻發現朝廷大權已經牢牢的掌握在以王彥為首的勳鎮和外庭文臣手中，軍政大權早已歸屬劃分完畢，他動不了任何人的利益，加上皇帝並不支援他，所以司禮監大太監基本成為虛職。

本來龐天壽見沒有機會，也就不再去想，老實伺候皇帝，但隨著朝廷局勢越來越好，大批官員開始來到廣京，而且都是有品級的官員，但這時隆武朝廷內主要的實權職位，基本已經被人把持。

這些新來的人之中，一些有能力的被任用，一些則沒有得到好的職位，這幫人打仗不行，幹實事也不行，內部爭鬥卻是一把好手，左懋第和蘇觀生這樣的實幹派，自然不用他們，這些人也就難免心生不滿。

龐天壽見文臣集團內部又有分裂爭鬥的意思，覺得機會來了，於是稍微收攏就拉起了一幫人。

就在這是，王彥東征的訊息傳人桂林，這對大明而言是好事，但在桂王監國政權看來，就不同了。

本來現在隆武政權就蒸蒸日上，桂王政權卻始終沒有什麼作為，如果王彥東征勝利，那桂王政權豈不更加沒有希望。

這種擔心，使得桂王一派生出了要離間隆武君臣的意思，所以派人前往廣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