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以打掃教室來作為回報。下午的訓練，徐為麗不讓姚明和別人一起搬運動器材到球場——籃球，放在場邊的擋板，訓練運球用的繞樁——儘量減少他背部出現傷病的風險，因為他母親的運動壽命就是因為背傷而縮短的。

體校的其他運動員對給姚明這樣普普通通的球員那麼好的待遇有點不滿。“孩子們看到姚明受到這樣的特殊照顧，他們就想，‘我比他要好得多，為什麼我就沒有受到一樣的照顧？’”教練王齊敏這樣說，“這些孩子對此從來沒有明說過什麼，但至少我們中的一些人知道姚明是有些不同一般。”

從姚明還很小的時候起，他就已經受到了來自中國體育最高領導層的注意。1992年，國家“大球”專案的主管領導——楊伯鏞，前國家隊教練，並且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籃球明星——來到上海拜訪姚明和他的母親。作為國家主管體育專案的領導，楊伯鏞一般不會中斷自己繁忙的工作日程，來和一個只有十一歲的孩子見面。但是徐為麗關於姚明的極其引人注意的成長報告激起了他的興趣，於是他趕到上海，在上海體育館附近新建成的奧林匹克賓館和大方還有她的兒子見了面。他們到那裡之後，楊伯鏞讓姚明在大廳裡走了幾個來回。這個來自北京的性格直爽的領導，輕輕地搖了搖頭。姚明的臀部太大了，他說，對一個運動員來說他看上去過於笨拙了。

儘管似乎有些失望，楊伯鏞說那天他還是在姚明身上看到了一些成功的可能。徐為麗在報告裡提出了給姚明提供經濟補助，楊伯鏞同意給徐彙區少體校每年增加一萬元的預算。其中有一部分是專門用在姚明身上，包括每天五元的午餐津貼。這聽上去似乎不是什麼大數目，但已經是一般小運動員的津貼的三倍了。姚明僅午餐費一項就快要趕上他母親的薪水了，並且每天有兩瓶牛奶和足以滿足他需要的肉。在體校這種從飲食水平就可以看出一個人享有的地位的地方，姚明的位置可以算是最高了。

不過那天在酒店的大堂裡，楊伯鏞沒有對姚明留下什麼特別的印象。他很快和大方聊起了另一個話題。“大方，你還記得以前在國家隊一起打球的任煥貞嗎？”

第三章　機器上的齒輪（6）

“當然。”大方回答。

“嗯，她和王維君有一個兒子，那確實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孩子，”楊伯鏞說，“他的名字叫王治郅。”

姚明聽得很專心，那是他第一次記住王治郅這個名字。

“王治郅比姚明大三歲，”楊伯鏞說道，“但是已經有2米11的身高，而且顯示出了巨大的天分，已經進了八一青年隊。從發展上來看，他要領先於姚明。”

姚明的表情沒有什麼變化，可是在內心，一絲妒忌刺痛了他的心。“那是我第一次把目標對準王治郅，”他後來對記者徐濟成這樣說，“我想變得和他一樣好。”

不管楊伯鏞是不是故意的，他點燃了年輕球員心裡那根競爭的導火索，那是姚明父親在經濟上給予獎勵，和他母親用哈林籃球隊的球票都沒能達到的效果。姚明對籃球的熱情還不是很強，可他突然有了一種驅使自己去提高籃球水平的理由：在北方，一個神秘的男孩比他所能想像的還要好。

自從王治郅在那個冬夜裡離開家，來到北京郊區的八一隊基地，已經兩年過去了。從那個晚上開始，大郅的童年其實就已經結束了，現在這個十六歲的小將正要證明自己有足夠的能力能從青年隊畢業，進入中國最強的籃球隊。他的身體協調性很好，身高也長了不少——已經長到了讓人驚訝的2米13——而且沒有失去當初最吸引教練眼球的速度和靈敏性。

大郅已經習慣了有些孤獨的軍營生涯，灰色的軍營和運動場，從外表看和那個頗有些浪漫意味的名字——紅山口搭不上界。這個基地仍然帶著一些神秘色彩：中國最好的軍事學院，國防大學就坐落在這裡。不過對王治郅來說，紅山口這個名詞籠罩的光環，更多和這裡創造出的優秀的運動成績有關。他經常帶著一種對那些創造出優異成績的同志的崇敬心情，走在基地宿舍樓裡。那裡有世界冠軍和奧運金牌獲得者，從體操隊到游泳隊、乒乓球隊和排球隊。籃球選手，就處在一群這樣的優秀運動員裡。

小時候大郅曾經坐在家裡製作模型軍艦和坦克，並且假裝自己是個戰士，那好像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並不怎麼想念以前讀書的時候，不過他曾經養成了和父親一起騎車從球場回家的習慣，一個小時的車程，讓他們有時間聊聊人生，聊聊籃球，或者母親會在家裡準備什麼好吃的。現在他每年只能和父母見三次面，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