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次會議後就各自離散了。

他在英國呆了幾天，和英國的漢學家們交流學問。

還就中國的新文化發展做了幾次演講，叫做《中國的文藝復興》。

他把中國的新文化和歐洲的文藝復興相比較，認為新文化是中國思想界的一次大解放。

與此同時，胡拾還在英國的大英博物館和法國的國立圖書館翻閱有關敦煌文化的經卷。

英國人斯坦因從中國盜走的敦煌經卷存放在大英博物館。

法國人伯希和偷運的敦煌文物存放在巴黎國家圖書館。

斯坦因蒐集的敦煌漢文寫本雖然量比較大，但由於他缺乏漢學知識，選擇不精，在歷史價值上遠遜於比他晚到敦煌的法國考察家伯希和的蒐集品。

伯希和獲得敦煌的大批珍貴文物，寫了《敦煌千佛洞》等書，在法國名聲大噪。

甚至成了巴黎法蘭西學院的教授。

由於林子軒和陳寅格的倡議，敦煌文化在中國國內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8月26日，胡拾在法國拜訪了伯希和，經過伯希和的介紹得以走進了巴黎國家圖書館，翻閱敦煌經卷。

他是為了研究學問而來，對於盜取中國文物的外國人並沒有看法，或者是不願意多想。

不像林子軒那樣憤慨。

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人看來，這似乎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沒必要如此痛心疾首。

回國後，胡拾把從巴黎倫敦帶回來的神會遺著整理寫定，又作一篇很詳細的《荷澤大師神會傳》，合編成《神會和尚遺集》，在國內出版。

他在《神會和尚遺集序》中這樣寫到。

“我借這個機會要對許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謝。我最感激的是：倫敦大英博物院的翟林奈博士，巴黎的保羅伯希和教授，沒有他們的熱心援助，我不會得著這些材料。”

翟林奈是英國漢學家，在大英博物館負責斯坦因盜取回來的敦煌文獻資料。

做完這件事，胡拾又到了德國。

1926年10月27日，他被德國漢學家衛禮賢邀請到德國法蘭克福中國學院做演講。

這一次演講的費用是300馬克，僅夠他從英國到德國來回的路費。

他演講的題目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