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們陸續返鄉，重建家園。軍閥們爭奪地盤，最終受苦的還是百姓。

租界恢復了往日的生活，林子軒收到了不少來自北平的信件。

在戰爭期間，資訊不暢，很多寄往上海的信件都遺失或者延遲了，其中就包括《新月》雜誌和《現代評論》的稿子，只好讓北平的徐至摩重新郵寄一份。

這些信件中，大多是慰問信，擔心林子軒在上海的安危。

還有些信件比較有意思。是請他勸說胡拾的，他看了信件才明白，胡拾要參加段祺睿組織的“善後會議”。

這牽扯到孫仲山和段祺睿之爭。

孫仲山前往北平，提出要召開國民會議，召集社會各界共商國是。

段祺睿提出的善後會議則是維護軍閥和政客的利益，說白了就是分贓大會。

胡拾作為社會名流也在被邀請之列。

他在回覆的電文中說道：“我是兩年來主張開和平會議的一個人，至今還相信，會議式的研究時局解決法總比武裝對打好一點；所以我這回對於善後會議雖然有許多懷疑之點。卻也願意試他一試。”

胡拾的態度引起了北平文化界的不滿，就連不少原本的朋友都對他嚴詞指責。

林子軒頗為無語。胡拾這個人很難評價，比較固執，自己認為對的就會去做。

當孫仲山在廣州和陳炯名鬧翻的時候，他支援陳炯名，批判孫仲山，認為孫仲山為了報仇。把廣州給打爛了。

當馮羽祥把傅義趕出皇宮的時候，他跑到皇宮裡見了傅義，並抗議這種暴力行為。

為此被批判了不知道多少回，但他依舊我行我素。

如果不是因為他名氣夠大，恐怕早就有人找他麻煩了。

他提倡新思想和新文化。推崇西方的制度，算是新式人物，但又有著傳統文人的書生意氣，也可以看作是迂腐的一面。

所以說，人是矛盾的綜合體，不存在那種非黑即白的情況。

本著朋友之誼，林子軒給胡拾寫了一封信，勸他退出段祺睿的善後會議，雖然不知道有沒有作用，但盡力了就好。

1925年1月，商務印書館旗下的《婦女雜誌》出專輯“新性道德號”，引起社會爭議。

《婦女雜誌》是由章西琛和周建仁編輯，和永珍書局的《家庭》雜誌處於競爭關係。

章西琛曾在商務印書館做了近15年的編輯，起先是協助杜涯泉編輯《東方雜誌》。

1919年，章西琛接手《婦女雜誌》，成為主編，在周建仁的協助下，對《婦女雜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發行數量從原來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萬多份。

章西琛也被認為是婦女問題專家。

這一次《婦女雜誌》的“新性道德號”提出了一個頗具爭議的觀點。

“如果兩個配偶允許，有了一種帶有一夫二妻或者一妻二夫性質的不貞操形式，只要不損害於社會和其他人，也不能認為不道德。”

意思就是說只要不危害社會和他人，男女想怎麼樣生活都行，只要他們自己願意就好。

這才是真正的婚姻解放和自由。

他們認為真正的婚姻是建立在兩性關係完全自由的基礎上人類自發自動的一夫一妻制度，而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具有偽善性。

那是依靠法律和輿論來維持的一夫一妻，根本無法保證男女之間不互相背叛。

即便是來自後世，林子軒也為他們的大膽而吃驚。

民國時期雖然政府規定了要一夫一妻，但實際情況是一夫多妻的現象普遍存在。

這種論調被認為是為一夫多妻做辯護，是破壞家庭和危害社會。

這一期的《婦女雜誌》提出的觀點其實是來自國外的一些女權作家，這些作家提倡性自由和性解放，認為這才是男女平等。

或者說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只是透過性解放的方式。

很顯然，不說民國時期的中國，就算是後世的中國也很難接受這種觀點，這和中國社會的基本道德相違背，特別是“一妻多夫”的主張。

林子軒很佩服他們的勇氣，卻對他們的觀點不敢苟同。

不是說西方傳進來的觀點就是好的，也要看中國的實際情況，否則只會對中國人產生誤導，而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而且，這種事情私下聊聊就好了，刊登在雜誌上影響大眾就不對了。

他們或許以為自己是先行者，卻不知道引進來的不是火種，而是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