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了解甄乾發現李璀很會做生意，在京城裡有許多的商鋪，在各地有很多的產業，幾乎賺錢的產業都涉及到了，鹽、鐵、茶、酒還有絲綢等，甚至還在榷市和牧民進行牛羊戰馬的交易，每年利潤有幾十萬貫之多。

“這算什麼，郯王、棣王……還有潁王，他們私下經營的產業那才叫大呢？郯王壟斷了巴蜀的井鹽，並有一座鑄錢爐，每年收入達三十萬貫以上，棣王在江南有織機上萬臺，每年絲絹上百萬匹，一年有上百萬的利潤，本王這一點又算什麼？”

甄乾眨巴了一下嘴，感到心跳的厲害，天吶！李唐宗親已經控制了朝廷的經濟命脈，這讓小民根本沒法活了。

雖然知道李唐宗室大多被李隆基剝奪了政治權力，但萬萬沒有想到這些親王、郡王把手已經伸到了民間，利用手中的權力與民爭利敲骨吸髓，這不就是唐代的寡頭經濟嗎？也難怪唐開元之後的經濟開始走下坡路，天寶年間出現了大規模的土地兼併，這樣下去就算沒有安祿山叛亂，各地的流民也會揭竿而起，這才是唐王朝覆滅的真正原因。

李璀不說，甄乾還真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好像從他口中說出來的這些事情並非是什麼機密，恐怕就連李隆基也知道吧！

這裡面有沒有李隆基故意放縱的原因，甄乾就不得而知了。

忽然感覺李隆基就像一位即將破產的公司經理，雖然知道卻始終不願意去翻滿是赤字的賬簿，不知道是無力迴天，還是不忍將心中的幻想破滅。

甄乾將酒暖好，給李璀和藤原刷雄倒了一杯，趁著李璀正在興頭上問道：“外有邊將掌握重兵，內部宗室重臣私下經商，難道皇上都沒有察覺嗎？”

李璀喝了一杯酒，不知道是暖炕的效果，還是酒精刺激臉上變得紅潤起來，“邊患不斷，府兵制早已經糜爛，天下再無均田可分，募兵制也就不可避免了，你知道嗎？國庫早已空虛，每年租稅收入只有錢200餘萬貫，粟1980餘萬石，庸調絹740萬匹，綿185萬餘屯（每屯為兩），而支出已高達四百多萬貫，官員不經商又能如何？”

和後世某某電臺一樣，邸報上也都是一些不痛不癢的訊息，如果李璀不說，自己還真不知道唐朝廷稅賦收入少的如此可憐。

耕種的土地在一定時期是恆定的，財富的總量也是有定數的，但人口從唐初的二三百萬戶迅速的增長到天寶時期的九百多萬戶，唐初國家掌握了大量的無主荒地，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緩解了社會矛盾，而且土地只能耕種不能買賣，到了天寶年間，出現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足之地”的局面。失地農民紛紛逃往他鄉，出現了大量的逃戶流民。唐肅宗時期只剩下不到二百萬戶，減少了四分之三，“天下戶口，亡逃過半”。

唐代前期實行的是府兵制，士兵閒時務農，戰時從軍。但隨著土地兼併，均田制的破壞，農民逃亡，軍隊失去了來源，只好將府兵制改為募兵制。政府出錢招募士兵，軍隊成為專業性質，從此造成了各地駐軍首領的權力膨脹，他們將軍事、政治、經濟、財政之權集於一身。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日益尖銳，各地節度使驕橫跋扈，獨斷專行，大大削弱中央集權的力量，貶低了朝廷的威嚴。在政治和軍事上，唐代由原來的內重外輕的佈局轉變為內輕外重的局面。在危機四伏中，唐朝的政權實際上是外強中乾，隨時都有被顛覆的危險。

後世歷史評論，安史之亂的爆發有其歷史的必然性，這一點甄乾非常贊同。

甄乾無話可說，黯然的喝下一杯酒，也許用後世的眼光來看，唐朝廷的財政根本就不是什麼大問題，但經濟改革必然會觸動到權貴們的利益，李隆基有了這個雄心壯志嗎？朝中有力挽狂瀾的能臣嗎？都沒有！那自己又能做什麼？

自己雖然是一個旁觀者，卻深愛著這個時代，一個讓後人魂牽夢縈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既有銳意進取的精神，也有驕奢yin逸的享樂。既有傳唱千古的長恨悲歌，也有終結大唐盛世的安史之亂。這是一個令人目眩神迷、又讓人扼腕嘆息的時代。而這個時代所有的繁華和所有的悲劇，都和唐玄宗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盛世也好，衰落也好，它的結果和責任都不在於某個個人，偶然當中有必然，必然當中有偶然。應該說，很多事情，是社會整體行為的結果，要由社會整體來承擔責任。當然，我們同時要承認，唐朝它制度再完善，也是一個人治社會。人治社會中，統治者的個人品德個人能力，當然會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產生巨大的影響。

那麼當所有的光榮和夢想，所有的繁華和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