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這幾次ＴＣＤＣ會議，技合部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使該部的技術能力更為人所知。與會代表們紛紛向我提出由該部派人去執行專案的具體要求，從而引來不少供該部執行的國別專案。１９８７年７月在紐約召開的檢查ＴＣＤＣ高階別委員會會議透過了表彰開發計劃署和技合部等對南南合作作出貢獻的國際機構的決議。埃及等國代表發言中特別讚揚技合部，說有些國際機構對促進南南合作只講空話，不見行動，而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則用實際行動推動南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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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發展常繫心中（1）

1973年６月我參加第２６屆世界衛生大會並經過調查研究之後，曾積極建議我國接受作為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一的世界衛生組織的援助。由於中國當時的歷史背景，我的建議沒有被接受，我無法理解，一直為此感到惋惜。終於，情況發生了變化，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得以融入國際社會，我們不僅可以接受國際援助，中國籍的副秘書長居然可以領導聯合國主持技術合作的一個部！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

根據我以往的認識與進入技合部後的切身體會，對於一個主權國家來說，接受多邊援助在政治上遠比單邊援助有利：第一，這裡沒有“施主”或“恩人”，技術援助的捐款由聯合國有關機構管理，出錢多的國家並不能有更多的發言權，更不能進行控制，受援國只知道聯合國在援助它們，而聯合國是不允許以“施主”或“恩人”自居的；第二，受援國不喪失主權，執行援助專案的機構以及派出的專家不得干涉受援國的內政，會員國還可以在聯合國的立###上提出意見甚至批評；第三，援助的目的是促進受援國自力更生，免費轉讓技術是其重要措施之一；第四，透過聯合國有關機構為執行專案而安排的出國考察與學習不產生對等一類問題。正是由於以上種種因素，發展中國家積極推動成立從事多邊援助的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上任之後，我發現，該部的強項，諸如自然資源與能源、遙感、人口、統計以及公共行政中的審計、稅收及財務管理等等，都是我國國內急需吸收國際經驗的領域，為什麼不好好利用這個近水樓臺呢？　因此，只要有機會，我就向國內有關部門宣傳，推動我國與該部的技術合作。

雙方的合作發展得很快，技合部在它主管的各個領域都同我國有關部門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係，至我１９８８年年初離任返國的前數年，我國成為該部執行專案最多、每年專案總價值最高的國家之一。根據我司國別規劃與評估處的統計，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及１９８６年，該部在中國執行的專案的總投入年均４５４萬美元，所執行的專案分佈於統計、自然資源與能源、人口、公共行政等領域（不包括用聯合國經常方案資金支付的臨時派遣的專家諮詢及技術合作國際會議的費用等）。

技合部上述為執行我國專案平均每年４５４萬美元的總投入佔該部同期向世界１５０個受援國執行的專案總投入的４％，是一個名列前茅的百分比。另一方面，從中國的“指示性規劃數”（ＩＰＦ）中所佔百分比來看，更是佔優先地位。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６年這一五年期，中國分得的ＩＰＦ共計１．２２億美元，即平均每年２４４０萬美元。這筆規劃數是供我國用於向整個聯合國體系數十個技術合作執行機構申請援助專案的全部金額，而技合部就佔了４５４萬美元，佔去中國全部ＩＰＦ的１８．６％，說明了該部執行的專案對我國很有用。

１９８７年年初，技合部在中國執行的專案共１８個，其中能源７個，統計３個，人口７個，公共行政（後改稱發展行政）１個。每一專案從開始執行到完成或告一段落一般需時三至五年不等。從１９８０年年初至１９８８年年初該部在中國執行的專案總數尚未見統計數字，但根據我司國別規劃與評估處向我提供的不完整資料，這期間在中國的投入在百萬美元以上的專案有：１９８２年的中國人口普查，１６００萬美元；西藏和天津地區的地熱專案，１０００萬美元；１９８５年開始的設在十多個大學內的人口統計培訓與研究中心專案，３１９萬美元；改進國家統計局設施專案，２０４萬美元；平頂山煤礦改造專案，２００萬美元；改造山東３７臺俄式發電機專案，１９６．４萬美元；建立石油勘探資料處理軟體體系專案，１９０萬美元；建立國家遙感中心專案，１５０萬美元；華南珠江口流域海洋工程地質調查專案，１２０萬美元；華東南保流域石油勘探與開發最最佳化技術研究與轉讓專案，１０１萬美元，等等。

祖國發展常繫心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