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和社會效益。然其立意、辦法和效果，也有非議之處，要者如下：

其一，不管是“六政”，還是“三事”，都非社會改造、社會治理治本之策，中國積貧積弱之弊在社會制度本身，非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制度不能奏效。對此閻錫山本人亦不能不承認，他在“對晉北各縣官紳講六政三事”時，明確指出：“我心中所注重的六政三事，共是九件，但是要辦的，皆是治標的辦法，尚非根本上的解決。”

三、發展經濟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6）

既“皆是治標的方法”，故而不具備切實推行的社會基礎和條件。僅以禁菸為例，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鴉片煙的危害性尚未得到人們的普遍認識，又被*政府視為經濟利源，故而屢禁不止。閻錫山雖樹起禁菸大旗，也曾頒佈了一系列地方懲戒法規，並“委派各員，分往各縣”，“每至一縣，必先分別人民之身份為之先後；初查其最有勢力者，再查其次有勢力者，再查普通商民，再查窮苦小民；層遞為之”， 不使遺漏。然而由於山西僅為全國一隅，無立法之公權，無商貿之鐵關，其結果只能是此消彼長，省內禁種，省外販運；前腳戒菸，後腳復吸；禁了鴉片，又來嗎啡；官吏貪贓枉法，菸民屢教不改。如此戒菸，菸民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戒越多——據官方統計，1922年勒令戒菸的人數竟比1917——1921年四年戒菸的總人數還多。一場禁菸運動，一時轟轟烈烈，過後，吸者照吸不誤，販者依舊大漁其利，不僅民間吸食者大有人在，就是政界軍界也不乏其人，閻錫山雖然自己布衣素食，嗜好全無，以身垂範，亦無濟於事。

其二，由於宣傳不當，與理解之差異，其政“多不見諒於人民”。對此閻錫山亦有所認識，他在1918年8月對實察員講話時，曾明確指出：“前者委員出省，餘均囑令到鄉，集合人民，宣佈政治宗旨。因言之不當，致人民諸多誤會，政治進行，亦受多大之障礙。譬如與人民說政治宗旨在富強，因之人民誤以為富國，就是問人民要錢；強國就是教人民當兵。近據區長報告：調查戶口，人民則以為將徵人口稅，因而隱匿；調查商號資本金，人民則曰將課資本稅，因而隱匿；勸民栽樹，則以為按樹起錢，遂多不肯栽樹；勸民種棉花，人民則疑為將按畝抽款，遂亦不種。”

其三，不顧主客觀條件，搞整齊劃一。以種棉為例，“閻錫山雖制定了試驗規則，開設了試驗場，說要改良品種，還設立了種棉基金，但缺乏符合實際的措施和規劃。有些縣份種植面積擴大，產量有所提高，主要是因為棉花價格上漲造成的。由於沒有全面規劃和統籌安排，造成糧棉種植失調，給山西人民帶來很大的經濟損失。例如：晉南一帶，棉田擴大，糧田減少，致使人缺糧吃，牲畜缺草料，農民只得到很遠的外地去購糧食、買耕畜，直接妨礙了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晉北一帶，則不顧無霜期短的氣候條件，盲目推行種棉，致使棉桃開得很少或不開，棉花收穫很少，廣大農民既費了力，又蒙受巨大經濟損失。”

其四，“山西今日政治上所欠缺者維何？其各種章程未完備乎？抑奉行尚有未盡善者乎？吾以為皆非也。各種章程非不完備，惟無實力奉行之人，則章程亦幾等於虛設。”　閻錫山自己一語中的，道破了其政推行不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即“無實力奉行之人”。官場*是中國社會從封建時代延續下來的一大通病，昏君無視，明君無奈。閻錫山雖注重吏治，無奈積習難移。“六政三事”作為閻錫山之新政，需要“實力奉行之人”，以舊之官吏推行之，其弊自生。禁菸，系閻錫山所辦諸政中最下力氣之一政，然各級官吏卻貪贓枉法，反將其作為勒索受賄的生財之道，禁菸的不徹底與此有著極大的關係。對此閻錫山曾失望地說：“又如禁菸，所定的章程，總算已經完備，因為商民要往陝西貿易，才定下一種過河護照。其實不能因禁菸而並禁止商民不過河。不意沿河之縣知事，竟有出賣護照藉以弄錢的地方。當日原恐稽查隊靠不住，才靠知事辦理；以為知事具繫上等社會人，絕不至於有錯；今上等社會人乃竟如此作弊，下等人亦就不問可知。諸君細思：病在那裡，豈章程尚未完備耶？實因上等社會的人心業經倒了，縱有完備章程，亦同虛設。”

此外，所謂“六政三事”的劃分，本身就有不夠合理的地方。“六政”中，從利弊言之，既有水利、蠶桑、種樹等需興之三利；又有禁菸、天足、剪髮等必除之三弊。依類別而劃，前者屬於農業經濟，後者則可歸入社會習俗治理。閻錫山將此六項等量齊觀，一起作為其執政之初必辦之重要事務，可謂眉毛鬍子一把抓。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