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牆壁上，以警示民眾：“治病要在人未亡之前治療，救國要在國未亡之前努力。”

《馬關條約》以後，中國實際上已經一步一步地淪為半殖民地社會，救亡無可爭辯地成為革命的首要任務，所以閻錫山的警示，在當時對喚起山西人民的救亡意識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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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義前兵運　初軍權（1）

1909年4月，閻錫山等繞道朝鮮回國。這一年，恰恰是革命事業極端困難的一年。從1906年到1908年，孫中山和黃興連續多次發動反清起義，都失敗了。海外經費告竭，籌款困難，黨內爭端迭起，內部陷於分裂，許多革命黨人意志消沉。而清政府收買人心的預備立憲活動，卻搞得熱熱鬧鬧，各地諮議局紛紛成立，立憲派大造輿論，動輒拉上幾萬、幾十萬人簽名上書，擺開隊伍輪流伏闕請願，看上去頗有氣勢。相形之下，革命黨人卻大有冷清寂寞之感。《民報》早被封禁，孫中山在所到的鄰國都遭驅逐，被迫遠走歐美，雖然極力鼓動人心，圖謀再舉，但這一年內竟組織不起一次反清起義。在革命處於艱難之歲，閻錫山瞻望形勢，觀察風色，認為革命黨人要掌握兵權，有必要選擇一條縝密穩妥的路子，那就是在下層搞兵運的同時，也要做上層的工作。

閻錫山一回到山西，被安排充任山西陸軍小學堂（1906年由武備學堂改稱）教官。與他同期回國的溫壽泉被安排在山西大學堂任兵學教官，張瑜、馬開崧、李大魁等同盟會員以及黃國樑、姚以價等革命的同情者被分配到山西陸軍督練公所任教練員。由於訓練有方，三個月後，閻錫山升任陸軍小學堂監督（校長）。按說他的升徙是很快的，但閻並未滿足。為了使回省搞兵運的同盟會員不致於因工作分配而渙散鬥志，更為了求得實際掌握兵權，閻錫山進行了多方活動，目的是要直接躋身軍界。

閻錫山首先瞄準山西新軍協統姚鴻發。姚不僅是他的頂頭上司，而且根深腰硬，其父姚錫光，官居清廷陸軍部侍郎（次長）。閻錫山積極和姚拉關係，甚至為姚出謀劃策，於是逐漸博得姚的信任。

其次，閻錫山還利用他父親的關係，緊緊拉攏山西省諮議局的議長梁善濟。梁善濟是山西崞縣人，清朝翰林、立憲派在山西的首腦人物，與當時的山西巡撫丁寶銓關係密切。雖然在政治上說，立憲派同革命黨是互相對立的兩派，但閻並未拘泥於這種政治上的約束，他一面利用舊關係，一面又利用梁的秘書邢殿元在梁面前褒揚，逐漸取得了梁善濟的好感，並透過樑取得了巡撫丁寶銓的信任。

正在此間，1909年11月，北京清政府陸軍部召集由日本歸國在各省服務計程車官學生舉行會試，擬按成績分別錄用。這客觀上為革命黨人中從事兵運工作的人員彙集北京互通情報，提供了一個大好時機。同盟會的不少中堅分子，如江西的李烈鈞、四川的尹昌衡、陝西的張鳳翽、雲南的唐繼堯等都參加了會試。山西參加會試的有：閻錫山、溫壽泉、黃國樑、姚以價、喬煦、馬開崧、顧祥麟、武滋榮、王寶善、張維清等。同盟會會員聚首談心，相互介紹了各地同盟會分會的情況，特別是在軍隊中開展工作的情況，並對起義時如何相互聯絡策應的問題進行了研討。透過這次會試，更鼓足了各省革命黨人兵運的勇氣。

會試結果，閻錫山名列上等，被賞給步兵科舉人，並授予協軍校的軍銜。另外，溫壽泉名列優等，被賞給炮兵科舉人，並授予副軍校的軍銜；黃國樑、姚以價、喬煦、馬開崧、顧祥麟、武滋榮、王寶善、張維清、焦純禮等，被分別賞給步兵、馬兵、輕重兵科舉人，並授予協軍校的軍銜　。　。　想看書來

一、義前兵運　初軍權（2）

在清朝時期，能中舉人，確實是很大的功名，但這時的舉人和透過八股文考試取得舉人名分是不一樣的。因為這次會試是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之後舉行的，是針對日益增多的留學生專為留日學生舉辦的，是為了鑑定學軍事學生的學習成績。而對同盟會會員來說，名分是次要的，主要是為了重新聚首，商討起義大事。不過，這一無關緊要的舉人名分客觀上對同盟會員兵運工作是有利的。會試之後，清廷陸軍部發出了新軍協統以下軍官須以學生或帶過新軍者充當的指示，這就為同盟會員擔任新軍領導職務開了方便之門。

山西編練新軍始於1902年，到1909年12月才經陸軍部編定為暫編陸軍第43協（旅），下轄第一標、第二標。統歸山西督練公所指揮。協統領（相當於現在的旅長）是閻錫山已認識的姚鴻發。兩標標統分別為齊允（滿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