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之又慎，細之又細，萬萬不可疏忽大意。要千方百計地保證試驗的成功和人員的安全。鑑於氫彈原理性試驗的經驗，一定要充分估計到這次試驗的特點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做好各項預案，切實搞好場區警戒、劑量偵察和監督等工作。

6月12日，父親再次出席周總理主持的專委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周總理公佈了毛主席1958年6月21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指示：“原子彈就是那麼大的東西，沒有那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麼好吧，我們就搞一點吧，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周恩來說要在場區進行廣泛宣傳教育，並在場區寫大字語錄牌，但不要把大字寫在地上，以防敵人從空中拍照。這次熱核試驗，將要實現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對發展我國核武器事業的英明預言和偉大號召。

在聽取彙報中，周總理嚴肅地說，基地於6月10日空投遙測彈情況的報告中說“均很正常”，傘有三處裂口，還能說“很正常”？缺乏科學態度，應為“較正常”。不要過分樂觀，要實事求是……場區有的同志“有些經驗主義”，這不行，必須認識這次試驗的特點，並認真嚴肅對待，絕不能粗心大意，工作應精益求精，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周總理強調說，這次試驗要更認真。現在看來，防止意外情況發生，很關鍵的是保證傘的強度和正常開傘。這個問題，必須認真嚴肅對待，全面考慮和檢查。6月13日綜合預演後，還要對產品總裝認真地作全面檢查，保證安全可靠。對遙測站消除干擾問題應進一步研究解決。對經常出現的示波器和相機卡片，也要重點檢查。

會議結束的時候，周恩來的目光又望向父親。父親明白了什麼，對他微笑了一下。果然，周恩來說：“聶老總，恐怕還是想請你去一趟羅布泊，可以嗎？”

父親乾脆地回答：“義不容辭。”

參加這次會議的李富春、葉劍英和父親3人，此時已經被當成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將”，他們的日子真的很不好過，可以說是自顧不暇了。

但父親這時候到了“一心無他”的地步，他就盯著氫彈。

出征之前，我的父親又病了，發燒，渾身不適。但他沒有聲張。“文革”以來，他經常生病，不知是不是與紅衛兵們對他的“火燒”、“炮轟”有關係，反正他的體質越來越弱了。我和母親著急也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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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萬噸，夠了！夠了！（1）

6月14日上午9時，父親來到西郊機場，葉劍英特意趕到機場送行。兩位老戰友用信賴的眼光互相凝望著，兩雙握在一起的手久久不願鬆開。也許他們都明白，兩人肩負的擔子是何等的沉重。

葉劍英說：“又辛苦你了。”

父親說：“你在北京坐鎮，擔子也不輕。”

這是父親在八個月的時間裡第三次去核試驗基地。此行他正發著燒，是抱病執行任務的。隨父親去核試驗基地的周均倫秘書說：“我們是上午9點鐘從北京起飛，在空中飛了5個半小時，那時在飛機上看，一片黃土高原。我們坐的專機，專機上有一張床，聶帥可以睡在床上。那一次老帥還發著燒，前幾天溫度38度多，走的那一天還37度多，稍微好一點，但這一次試驗很重要，他親自去了。”

下午1時50分，專機降落在馬蘭機場。

父親到了馬蘭飛機場，張蘊鈺、李覺、鄭漢濤、張震寰他們都到機場去接，當地的時間跟北京的時差相差了兩個小時，到了那裡，正好吃中午飯。周均倫回憶：“　吃完中午飯，聶帥第一個就要看降落傘。在氫彈空投以前，進行冷彈試驗。氫彈有多重，用水泥模擬彈的重量，從高空往下投。往下投的時候，投一次還不行，要投幾次。有一次投的時候，降落傘的一根吊帶斷了。這樣，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危險，偏離方向。在北京的時候，就報告了這個情況。聶帥特別重視這件事情，劉長明（聶帥辦公室主任）、陳兆保（警衛參謀），還有我跟著他一起去檢查。把原來壞的降落傘也放在那個地方，好的降落傘也放在那個地方（馬蘭禮堂）。聶帥問得很仔細。技術人員告訴聶帥，這降落傘有什麼缺陷，不過我們把毛病找出來，現在都加固了，不會有問題。聽了彙報以後，聶帥認為都比較可靠了，這才放心。”

晚上，父親不顧5個小時飛機的顛簸勞累，聽取國防工辦副主任鄭漢濤和張震寰、張蘊鈺、李覺、朱光亞、陳能寬、程開甲等關於準備工作情況的詳細彙報。劉長明主任回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