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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著力給四萬萬六千萬人留下這麼一個印象～在被國防軍控制下的日本，不再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強鄰，而是大中華帝國的一個臣屬之國。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劉亮少將和政府日本事務專員方維志緊密配合，隨著野津道貫的師團返回日本後，很快就平復了暴亂。大量的糧食和生產資料運進日本，同時又要大量的機器裝置和熟練工人從日本來到張家港。在物資和人員的一進一出之間，日本的工業型別發生了變化。軍事工業幾乎不存在了，整個日本的工業變成了為中國重工業總公司和民興公司下屬重點企業的海外配套。

本著日本的事務由日本政府按照《濟州島條約》自行處理的原則，中國國防軍11師只是駐紮在東京、佐世保等少數幾個城市。野津師團則擔當了軍警的職能。

在日本人的眼裡，是中國人結束了暴亂，帶了糧食解決了饑荒問題，帶來了原材料解決了工人就業的問題。當然，在少數有相當政治敏感度的人眼裡，事實未必是這樣！很明顯，天皇陛下以及皇室主要成員逗留在中國，名義上是等待參加大中華帝國皇帝的登基大典，也是為天皇調理日益沉重的糖尿病，實際上，日本皇室成了中國人手裡的人質……

儘管這樣，在生存需求的面前，日本人逐漸接受了國土上有中國軍隊的事實；而在伊藤政府的施政下，日本的國民意識逐漸會從文化教育、經濟聯絡、軍事體制等諸多方面被削弱。被強化的，是大中華屬國意識。

跟日本發生著地情況略微不同的是，在朝鮮。中國國防軍北方軍的部隊僅僅有一個團駐紮在朝俄邊境地圖們江口。朝鮮國王李熙，取道海路到達北京，與岑春煊、聶文有達成了軍政協議，中國國防軍派出由馬守福上校為首的軍事代表團，協助朝鮮組建三個師的軍隊，作為國防軍的補充力量。

在清藏高原南麓的廓爾喀，事實上已經有了國防軍一個團的進駐，廓爾喀問題，已經在中英兩國間因為中國的“讓步”取得了諒解。

外交方面，中英新約的樣本在龍劍銘提交給朱爾典的檔案基礎上擬定出來。等著遠道而來的英國外交大臣蘭斯多恩侯爵抵達北京後簽署。這個新約，事實上廢除了治外法權和租界，收回了海關權和威海衛軍港。中國付出地代價則是香港的延期收回和軍事裝備技術的轉讓，更重要的是英國人得到中國政府地一個承諾：不與德國締結軍事盟約。

中法新約的簽訂則更有戲劇性。法國在英國和俄國的支援下。於1906年1月在由《馬德里條約》參加國召開的阿爾赫西拉斯會議結束時簽訂了有利於法國的條約。承認摩洛哥獨立，但又承認法國和西班牙對摩洛哥的警察控制權。挫敗了德國意圖染指摩洛哥的企圖，結束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機。這個會議，象徵著英法俄協約的基礎已經在對德問題上得到了實現。因此，在法國軍事力量孱弱地安南問題上，在中國的特權問題上，法國人也明智地選擇跟著英國的步調走。畢竟，德國直接威脅地是法國而不是英國。更不是中國！法國陸軍也清楚地認識到，和強大的中國國防軍合作，有利於在可以預見的法德戰爭中得到中國的幫助。所以。法國人的態度比英國顯得更加的友善。

在事實上，中國政府強調了中國在恢復海關控制權的同時，開啟大門，讓中國經濟參與到世界經濟體系中。也就是說，中國的市場不僅僅向美國開放，也向世界各國開放。相對應地是：各國市場也在同等條件下向中國開放。

列強眼中的中國工業、農業生產力是弱小的，其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同樣的弱小！而在四川林立的工廠，大量的新型紡織品、機電產品、汽車、化工產品、藥品、強化塑膠日用品……正在緊張地生產著。堆滿了工廠的倉庫、碼頭的倉庫，就等著新條約的正式簽字換文了！這些工業產品從研製出來以後就在保密的條件下大量生產，準備在最有利的條件下出擊國際市場，以期形成在這些行業裡的絕對優勢，用於彌補中國工業在其他方面的劣勢，維持與列強各國在雙邊貿易額上的等差。

農業生產力，則在化肥和良種的支撐下，在政府鼓勵農村實行農業聯合產業化，在小型農業機械即將投入農村的前提下，因為國家本身對農產品的需求就已經佔有了農業產出（戰爭對糧食、棉花等農產品的需求極大）的幾乎全部，所以，中國農業暫時處於無力出口的劣勢。不過，農村經濟體制的改變，使得中國農業承受外界商品衝擊的能力增強，對列強把持的農產品國際市場的依賴幾乎為零！換句話說，在農業上，列強根據新約也佔不到中國農民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