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決的機會；以國際聯盟監視德國重建，而非派軍進駐；各殖民地在未獨立以前交與國際聯盟託管；以經濟制裁取代武力戰爭；尊重世界各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性；邀請戰敗國也一同參與會議。威爾遜接連發表多次演講，盼望能獲得歐洲國家的理解支援。但是卻完全被無視了。而美國國內也出現了大量反對的聲音；反對者的理由有三個：美國沒有獲得任何實質好處；美國在和會決策上沒有參與；而歷史上從未產生過一個沒有軍權的國際組織，怎麼知道這是可行的？

到了這個份兒上，威爾遜已經不能再解釋什麼了對付這群貪婪的人，理想太高的威爾遜可以說根本無能為力。

1922年1月下旬，與會各大國之間的矛盾開始激化，巴黎和會日漸顯現出帝國主義“分贓”的性質。中國的“廢約”問題成了列強相互討價還價的籌碼，被放到了平衡彼此利益的天平上。種種跡象表明，巴黎和會完全不是所謂的公理至上，而是徹頭徹尾的強權政治。顧維鈞不無悲哀地嘆息：“強權利己之見，絕非公理正義所能動搖。”

既然公理不存，顧維鈞只能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