際上著名的國家主權基金都傾向於投資發達國家的債券、藍籌股票以及基礎建設專案等。

香港三大主權投資基金成立後也一直在尋在有長期收益，利潤不一定高但風險較小的投資專案，而海南跨海大橋無疑是個不錯的目標。畢竟海南跨海大橋工程雖然建設和投資回收期會長達十幾年，但有國家和海南、廣東等省的財政保障，這筆投資的回收應該沒有問題，而且作為溝通海南孤島和內陸的命脈，跨海大橋的利潤也是有保證的。

楊星此時提出讓香港三大主權基金投資海南，當然不是突發奇想。這三大基金在前世裡可是並不存在的，完全是因為楊星這隻蝴蝶閃動翅膀給才出現的。不過作為一件趁手的金融工具，香港政fǔ用了很是喜歡，在港幣保衛戰中大挫海外對沖基金的威風，把索羅斯羅伯遜他們打得滿地找牙，及時穩定了港幣匯率，使得港幣成為亞洲金融風暴中少數保持住了固定匯率的貨幣。

但是香港畢竟是自由港，長期接受的的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那一套，認為對經濟最好的發展辦法就是放開一切管束、雖然亞洲金融風暴中，香港政fǔ主動出面迎戰對沖基金打破了這個認知，但是現在風暴結束不少人就考慮是否解散三大主權基金，迴歸以前的做法？這引發了一場大的爭論，而包海生領導的特區政fǔ也被捲入這場大討論的漩渦中，受到不小的的壓力。

楊星來北京前，就曾和包海生他們談起此事，包海生他們從內心裡是不願意讓出三大主權基金這種便利工具的，畢竟見識了亞洲金融風暴的威力後，亞洲各國都把自己的外匯儲備和匯率看得極重，手中沒有一把尚方寶劍心中不穩。何況隨著世界各地爆發的一次次金融衝擊，現在美國股市大跌，經濟形勢bō詭雲譎之際，沒有點錢傍身，人也沒底氣不是？

不過楊星作為重生者看得比他們還要遠一些，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經過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實際上已經躋身於發達國家行列，以前能讓經濟高速發展的後發經濟優勢就dàng然無存。正面臨著每個發達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經濟轉型。這個問題其他三小龍也都遇到過，但與其他三小龍不同，香港獨特的政治地位和身後幅員遼闊的內地市場讓它的轉型不能走通常道路。

隨著內地改革開放的加速，沿海各大城相繼開放，香港傳統的轉口貿易大幅萎縮，而以前的玩具、電子、jīng密模具等傳統行業更是因為人力和地價成本的高企早已轉移到了內地，香港本身的製造、物流、港口業務都面臨著必須向高價值服務轉型的壓力。

楊星深知前世裡香港政fǔ就是因為在經濟轉型上爭議不斷，莫衷一是，加上和國際經濟接軌太深，經常隨著國際經濟形勢bō動而被被迫調整，內裡又常常因為西方暗地扶植的政治勢力的口誅筆伐而搖擺不定，導致香港經濟陷入長期的低速增長階段，不但沒能給香港人迴歸後經濟騰飛的感覺，還讓香港和內地因為經濟迅速拉近導致某些香港人心裡不平衡，上演了一出出地方民粹主義鬧劇，反而影響了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現在香港是他的公司大本營，他本人也是從國內過來的新富豪，當然不會允許這種事情再發生。他當初力tǐng包海生強硬出手打擊國際炒家，就是為了給新政fǔ樹立威信以推行香港經濟轉型。現在透過重建觀塘工業區和設立三大主權基金，香港上下對於建立高科技製造、環保和創新xìng企業，大力推動國內和香港EPA自貿協定，以及推動金融服務成為人民幣海外jiā易中心等，這些作為未來香港經濟發展和核心普遍沒有爭議了。

但是香港經濟這些年發展，早過了狂飆突進的年代。國內連續改革後二十年年GDP增長率超過10，在國際上就被譽為奇蹟，戰後只有八十年前的日本做到過同樣成績，日本由此一躍由戰敗國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但一般認為這都不可複製。

香港是個彈丸之地，現在的年均GDP增長率不過4~5，碰上亞洲金融風暴，差點就變成負數，即使要進行經濟轉型，沒有大的好處刺jī只怕也是不成的。不過楊星身為過來人，倒是想出了個點子。

世界經濟學理論千變萬化，但基本的經濟增長原素就那幾樣，香港傳統的消費刺jī經濟的辦法走不通，那就換老辦法，採用被人詬病最多的中國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加大投入

很多外國經濟學者評論起中國經濟騰飛這些年的核心舉措都只有一句話——以投入去驅動經濟增長，然後就是大肆批駁這種經濟增長方式不科學、不持久，只會造成經濟不平衡，遲早會出大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