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至今還沒有收繳上來。當時——當時我跟他講了縣委去年的《報告》精神，袁書記當時就跳起來，叫喊說啥子‘媽喲，這次恐怕抓起來吊起打，恐怕也打不出錢來了’，同時還說啥子他們實在是沒辦法了，農民交不上來錢，他們想盡了一切辦法，還是收不到錢，同時建議縣上幹部乾脆派公、檢、法的幹警持槍跑去協助，否則——否則，袁書記說，要不，乾脆上頭摘了我的帽兒……”

不能這樣嘛，革命幹部，怎麼能遇到困難就後退呢？如果是要甩擔子，那就更不對了，是不是？群眾不交清錢，那是群眾思想不通，這時候我們的幹部該做啥子？‘群眾路線’是我們的三大發寶嘛，我們怎麼忘記了呢？思想工作，一切問題都在於思想工作！做得好，我們就能成功；做不好，群眾就不理解；群眾不理解，我們就要做思想工作，你們說是不是呀？

（臺下眾公僕曰：是的、是的……）

最後，我縣財政認繳的2000萬元的資金缺口問題，在籌備領導小組充分討論後，一致決定：以制發股票的形式，向全縣50多萬人募集資金。今後，全縣凡持有公司股票的人，均可參與公司的利潤分配。該股票，可流通轉讓，不限縣內或縣外。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徐家坳

時間已經過了上午十點，聽見院子西邊的房屋後邊有汽車鳴喇叭的聲音，於根遠急忙跑出了院子，來到外面的公路上。他以為程光清他們來了，然而，卻是一輛拖磚的卡車。

於根遠好不失望。

但是，一想到離開這裡已經有二十多年的程光清，馬上又要回到這徐家凹來，於根遠便倍感興奮。

“至少得呆上一年半載吧！”

他想到。這樣，我們又能一起愉快地生活一段時光了。

於根遠出生在黑山村八組一個祖上十八代皆為農民的家庭。他父、母就他一根獨苗苗，從小視為寶貝。二十多年前，程光清當時是本鄉的廣播員。是程光清這位好人振救了他的一生，改善了他祖宗十八代皆為農民的命運。那年，他剛初中畢業，由於家庭經濟的貧困和家中沒有多餘的勞動力，他只好放棄了讀高中的希望。然而，他在初中裡成績是優異的，常常在班上是名列前茅。但是，他最終還是得回鄉下當農民，就象他瘦弱的父母一樣，接受那一輩子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然而，是程光清這位貴人發現了他，並最終給他帶來了好運。是程光清向當時公社裡的一名領導建議：讓於根遠來廣播站做點雜活，搞些維護廣播線路的工作，順便要他為廣播站寫點稿子。程光清向那位鄉領導說：

“他能寫，有功底，初中成績是班上的前矛！”

就這樣，他便到了鄉里的廣播站。先是當臨工，然後機遇到來時，又轉為了一名吃公家飯的正式幹部。從一名農民到一位鄉幹部，這是多麼巨大的一次變化呀！而給予他這次變化的，便是程光清這位貴人。否則，今天，他哪有這樣一個身份，更談不上有這樣一個由鄉廣播員和區供銷社分店的一名女工人組成的家庭呢。同時，也就更不用提鄉下那純碎是農民的老實巴交的父母了。他（她）們曾經多少次暗暗流下激動而慶幸的淚水，多少次在心底深處對程光清感恩不盡呀！

於根遠也很爭氣。他幹活很賣力，很踏實，從不會讓上上下下覺得他很奸滑。這種性格完全符合程光清，包括程光清那時還在這裡工作、生活時那年月裡的領導幹部講的用人觀點。以至於，當轉幹機會到來時，他便準確無誤地把它給抓住了……

於是，程光清和於根遠便成了忘年交，直到程光清後來因工作安排被調到區公所之後，鄉里便把全鄉的廣播站工作交給了他於根遠一個人。

程光清的即將回來，勾起了於根遠他許多動人的回憶：那寒冷的冬夜裡，徐家凹公社大院內的廣播站房間裡，有他倆或看書或撰稿的身影；那明媚的春光下，碧綠的山間小徑上，有他倆揹著帆布包，邊走邊談笑的身影；炎熱的夏季，在他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寢室裡，有他倆因悶熱而不想早早地上床躺下，而是圍坐在一張簡陋的小飯桌上，擺上一盤花生米或半碗炒黃豆，你一杯、我一杯並喝得面頰通紅、背心冒汗的身影……　這是多麼愜意的生活呀，雖然遠不能跟這些年的日子相比，可在那個年代的黑山一帶，能有幾個人能期望擁有這樣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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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的幸福日子，隨著後來程光清的調離而逝去了——這倒不是說他和他家庭的物質生活越來越貧困，而是，從精神上，他再也沒有過以前那段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