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不敢肯定他有沒有軍裝、知不知道軍裝該怎樣穿。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我爸的葬禮上，他臉頰消瘦，目光似乎挺真誠。但當時父親身邊的人太多了，我以為他不過是父親眾多的崇拜者之一，來幫忙收拾東西、整理他遺留的檔案的。

“我知道這麼做對你來說很痛苦，但儘早入土為安肯定也是上校的願望。”他對我說，用白手絹輕輕擦著眼睛。當時，父親覆蓋著國旗的棺材剛剛在什格里家族的墳山下葬，葬在他最喜歡的一顆蘋果樹下。

才過了十分鐘，他便拿出一份以我的名義擬好的宣告要我簽字。宣告說，作為家族的唯一男性，我要求不做屍檢，我不懷疑父親會死於謀殺，也沒發現有因自殺而留下的遺書。

“不管有什麼需要，給我打電話。”他走時對我說，卻並沒留下電話號碼。我沒有任何需要，尤其不需要他的幫助。

“我看你已經穿戴整齊，打算走了。”他說。

像基亞尼少校這樣的人，既不用佩戴工作卡，懷揣逮捕證，也不必申明自己是以法律之名行事或者是為了維護你的權益。站在我眼前的是一個冷酷的不動聲色的男人，一個可以隨心所欲在病房裡抽菸，甚至連菸灰缸都懶得找的男人。

“我們去哪兒？”我問。

“一個方便談話的地方。”他拿煙的手在空中漫無目的地一揮。“這兒盡是病人。”

“我被捕了嗎？”

“別那麼誇張。”

一輛沒有牌照的豐田科羅拉停在外面，是1988年初的新車型，市面上還見不著。純白色的漆面不見一絲瑕疵，座套也是與之匹配的顏色，漿得十分平整。他發動了汽車，我意識到我們要去的地方不會太近，也不會是個讓人感覺舒服的地方。

我已經開始想念我的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