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是與恐懼交織在一起的。

1924年北京政變之後，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四面受敵，東有張作霖，西有閻錫山，南邊還有吳佩孚的人馬。危急下，多虧李大釗及時出面，透過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懇請蘇聯提供軍火援助。有了李大釗的奔走，國民軍不斷擴充軍源，並得到蘇聯軍事顧問的指導，這才具備了與北方軍閥相抗衡的資本。

當時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時期，李大釗兼任共產黨北方區委書記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組織部長，領導著京、直、魯、豫等北方15個省區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工人、農民和學生運動。北方群眾運動一波連一波，高潮迭起。軍閥們當然將李大釗視作北方的頭號“赤敵”。

眼下，邵飄萍已然被除掉，李大釗又在哪裡呢？張作霖覺著骨鯁在喉。

李大釗當時並沒有離開北京，就待在東交民巷，距離被張作霖當做大元帥府的順承王府不遠。

自打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以後，東交民巷一直就是各國駐華使館區和兵營的所在地。據《辛丑條約》規定，中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入，若要進入，必須解除武裝。所以，東交民巷成了落難國人的避風港。變法失敗了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去過；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儀去過；“辮帥”張勳被討逆軍追得無處可藏時也去過。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政府嚴令通緝李大釗等人，說他們“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為了躲避通緝，李大釗帶著兩黨機關以及一家老小，搬進了蘇聯使館地界兒上的俄國兵營（現在的“蘇聯豁子”巷以西），此後再也沒有公開露面。

法日使館“舉報”

蘇聯使館東邊、隔著御河就是日本使館。站崗的日本衛兵最早注意到蘇聯使館不大對勁兒，常有中國人頻繁出入。他們覺得奇怪，但也不明其理。蘇聯使館的西邊毗鄰一家法國醫院，這家醫院的工作人員聽到隔壁俄國兵營的院子裡半夜老有動靜，有什麼人深更半夜裡講話和爭論，彷彿忙得顧不上休息，也不知疲倦。

1926年夏天，躲在俄國兵營裡的李大釗的確很忙。彼時，國民軍與“討赤”聯軍正在北京南口鏖戰，奉直晉三大軍閥的42個師、47個旅、890門大炮、946挺機槍、59萬人馬陷在南口的崇山峻嶺間。同時，國民革命軍從廣東誓師北伐，很快打到湖南，直逼武漢，銳不可當。

當時的中國亂成一團，從北到南，一路戰火不休，資訊不暢。堅守北京的李大釗就成了連線南北革命鬥爭的關節點。一條條軍事情報、政治情報匯聚到俄國兵營裡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轉出去。情報的正面寫上些不相干的話，背面用牛奶書寫，火一烤才顯得出字跡。

北方革命力量此時的發展也如火如荼，從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產黨黨員由300多人發展到1000多人，國民黨黨員由2200多人發展到4300多人。就連張作霖的大帥府裡，也發展了中共地下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大帥府秘書董季皋。

蘇聯使館裡的“動靜”引起了法日使館的注意。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們將這一發現告訴了當時張作霖的安國軍總司令部外交次長吳晉。這個吳晉曾經在法國炮兵工程學校留學，任過駐法國使館參贊，是個親法派。他很快將“蘇聯使館內可能有赤色活動”的訊息彙報了上去。

東交民巷裡之後就多了一些一天到晚趴活兒的“車伕”。他們把本就不髒的人力車擦了一遍又一遍，卻對招攬客人從不熱心；他們漫不經心地閒聊、歇腳，眼睛卻一刻不離地盯著東交民巷西口北邊的蘇聯使館。

叛徒供出藏身地點（1）

李大釗住在俄國兵營是許多人知道的事情。但他的具體地址30號院，本來只有北方區委委員、地委書記、共青團北京團區委書記等少數領導同志才曉得。

但誰知道，黨組織內部竟然出了一個叛徒。他就在李大釗身邊工作，還是李大釗的學生。

當時已是冬去春來。但在帝國主義的聯絡下，蔣介石、張作霖二人合作###的說法甚囂塵上，北京城裡的風聲一天緊過一天。在李大釗身邊、負責使館內外聯絡工作的閻振山，有一天出去送信再也沒有回來。送信、取報工作就由幫大家做飯、打雜的張全印肩負起來，可沒過幾天，張全印上街買菜的時候也失蹤了。而大家還不知道，京師警察廳派出的4名暗探早已借招工之機扮成雜役混進了俄國兵營，專盯著兵營裡中國人的一舉一動。

但只憑所收集到的表面情況，警察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