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們！我們也應該做一面五星紅旗，我們要打著這面紅旗衝出牢門去！”

“老羅就扯下他的紅花被面，那時我們還不知五星圖案是如何排列的，大家就悄悄議論，認為應放在旗中央，形成圓圈。”

這是從白公館脫險的毛曉初的一段回憶。他曾與羅廣斌一起關在平二室，又一起脫險，後來當過雲南省地質科學研究所黨委副書記。

說是繡，羅廣斌他們既沒剪刀，也沒有針線。他們是用一把鐵片磨成的“小刻刀”，將黃色的草紙刻成五顆五角星。沒有糨糊，就用剩飯粒把星星粘到了紅綢被面上。

五星紅旗做好了，雖然製作粗糙，難友們卻把它像寶一樣地藏在了牢房一塊地板下，直到解放後取出。多年後，這面紅旗的原件早已遺失，現在展出的紅旗是按照《紅巖》小說中的描述複製的。或許這是共和國土地上唯一一面不像五星紅旗的“五星紅旗”。

除了這面五星紅旗，關在渣滓洞和白公館裡的革命者還準備了好些建議，希望出獄後，還能為建設新中國出把力。然而此時，瀕臨滅亡的敵人狗急跳牆，正要實施最後的瘋狂。零星的屠殺已經開始。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分，1949年11月27日，關押在白公館的國民黨高階將領黃顯聲早起將桌上的檯曆又撕去一頁。他沒有想到，這本日曆就此永遠定格在了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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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曉悲歌？血淚囑託

——《紅巖》背後的真實故事（下）

侯健美

在歌樂山烈士墓工作人員的印象裡，每年的11月27日，這一帶都會下雨。這個日子沒有寫進《紅巖》。因為小說的結尾是一場槍林彈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獄，並以革命者的勝利告終。

小說的作者可以拒絕讓真實的結局在文學作品裡再次上演，但歷史卻永遠無法抹去那慘絕人寰的一幕：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飲彈，血染歌樂山，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只有羅廣斌等35人。當時，新中國已經成立57天，距離重慶解放僅差3天。

那晚，歌樂山細雨霏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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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讓羅廣斌出獄求援（1）

盛國玉如今兒孫滿堂，住在老家重慶墊江縣。從小到大，她第一次出遠門就是被特務從墊江押送到重慶，關進渣滓洞女牢二室。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的訊息傳進渣滓洞，牢裡的姐妹們有了新的話題。“我們常常一起討論，新中國的生活該是什麼樣兒啊。有人說，咱們女同志應該有花衣服穿。有人馬上就添上一句，應該有兩件，可以換洗。”說這話時，盛國玉她們穿的是囚服，胸前胸後都畫著個大叉叉，難友們叫它“叉叉服”。

“喜訊在渣滓洞傳得很快，有人樂觀情緒多起來，覺得我們坐牢坐不到好久了。”傅伯雍跟盛國玉是老鄉，當年一起被捕，一起被關進渣滓洞。這位87歲的老人還記得：“那個時候，樓上的人就喊我們貢獻些材料，說是要給新中國建設出主意。樓上好像還專門成立了個設計小組，王敏是起頭人。”

這些長年堅持地下工作的人們心裡高興啊！以後就可以放心大膽地為黨和人民工作，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偽裝、提心吊膽地隱蔽了。在這個心願實現之前，鐵窗下的革命者暫且把熱情化作條條建議。“齊亮還提出，新中國要向蘇維埃學習，所以鼓勵我們學俄文、學英文。”傅伯雍回憶說。

但是，勝利與犧牲可能同時到來。這一點，很多革命者也明白。他們準備死，但不放棄生的希望。

關在白公館的國民黨愛國將領周從化認為：“……如果有人帶信出去，並且領路和說明情況，就可以有相當武裝力量突襲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館和渣滓洞，保全幾百個幹部……”白公館的“黨員核心”陳然、劉國鋕等人反覆研究後，決定讓羅廣斌去請求“自新悔過”，尋找出獄的機會，以便與黨組織和周從化將軍介紹的武裝力量取得聯絡，對兩座監獄的人員實施營救。

羅廣斌本來不樂意：“我自己知道，要求堅決地為組織犧牲，我是能夠苛求自己做到的。但進一步的‘犧牲自己的氣節’——雖然這已不是單純的氣節問題了，我卻不願意……”羅廣斌在解放後的回憶自傳中寫道。

深受難友們敬重的老黨員譚沈明來給羅廣斌做工作：“我們不僅要能為革命貢獻生命，而且還要要求忍辱負重。”他說服了羅廣斌。獄中共產黨員又用書面形式為羅廣斌請求“自新悔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