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地方的移民預留的工作。他們的位置被羅馬尼亞人、烏茲別克人、泰國人、菲律賓人、土耳其人等人所取代。將勞動力進口到以色列是一項商業*活動，有組織犯罪集團也插手了這一業務。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rganisation）已經指出：在全世界範圍內，契約勞工或者奴隸走私活動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一個行業。　。。

5。　迴歸以色列（8）

在老車站遛達的那些人並不是偷渡過來的——儘管極其貧窮，但是他們仍然可能是這個階層中的精英分子。不過，無論以什麼標準來看，這個地方就是個地獄。建築和街道都年久失修，心形或者裸女招牌的霓虹燈一閃一閃地閃耀著，並指向了店鋪後面的小破屋。妓院本身就是這個爛泥堆的最底層了。我幾乎無法形容那些可憐的日趨衰老的小姐們，她們被囚禁在一個三英尺寬，七英尺長的小屋子裡，一根接一根抽著煙，等著嫖客上門，一次只收10美元（沒錯，就10美元）。

我們無法確定哪些婦女是被逼為娼，哪些是因為生活所迫，因為這一行業的每個人，包括這些婦女全都守口如瓶。也許那些高階應召女郎掙得錢會多一些，經濟上更自由些。但是，我在特拉維夫妓院的短暫經歷告訴我，對於涉入這一個行業的多數婦女來說，所謂的快樂*，全是一派鬼話。同樣的，在這裡我也明白了男人的*是多麼的殘酷無情。在妓院裡，我見到了不同種族、年齡、階層的嫖客，川流不息，熙來攘往。有世俗和正統的猶太人；有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有許多美國人、西歐人和日本人。他們的面部表情顯示，即使他們最初對嫖娼多少感覺有些內疚的話，現在這種愧疚之情也已經蕩然無存了。我心想，如果他們聽說了這些婦女（如柳德米拉）背後的悲慘遭遇的話——有多人會反省呢？

柳德米拉沒有享受到所謂的度假，相反她從早上六點開始一直被鎖在一套公寓裡。在下午5：30的時候，她被送到布嘎紹夫大街（Bugashov　Street）一家比薩餅店上面的妓院裡，她被迫從晚上六點開始接客，一直持續十二個小時，這也是客人最多的第二個時間段。她解釋說：“我一週工作七天，每天要至少接客二十個以上。”這是委婉的說法。實際上，柳德米拉每天晚上被*二十次！

以色列同多數的西方國家一樣，執法機構只懲罰這些偷渡的婦女，而對嫖客卻不處罰。當柳德米拉第一次成功逃脫後，卻被一位值班計程車兵撞上，而這人正好是這家妓院的常客，就把她交給了妓院的老闆。作為懲罰，她被“主人”暴打了一頓。第二次逃跑成功後，她跑得很遠，到城裡另一個地方的派出所投案。按照慣例，她被控非法移民，被關押在了一所拘留所，等候驅逐令。

當柳德米拉最終回到基希訥烏時，窮困潦倒，疾病纏身，精神十分低落。她沒有回家，除了因為愧對親友外，她也害怕被那些走私犯發現。在摩爾多瓦、烏克蘭、俄羅斯、埃及和以色列，柳德米拉的悲劇每天都在重演。

在我同柳德米拉談話後的第二天，負責她這個案子的工作人員給我打電話說，“我忘了告訴你了，柳德米拉現在是艾滋病感染者。”毫無疑問，在摩爾多瓦這樣的國家，雞尾酒療法並不是很容易得到的。

在赫茲·萊德准將發現海法街道上黑幫興起後幾個月，他接到舉報說一位俄羅斯的寡頭要在埃拉特（Eilat）慶祝生日。以色列一位負責調查俄羅斯有組織犯罪活動的高階情報官解釋說：“我們不知道這些人都是誰，因此，我們必須從零做起。低層的犯罪分子我們都已經查清楚了；我們明白了黨魁，也弄清除了他們的紋身；我們也有人學會了他們的暗語。然後就是那些大頭目了。儘管他們很難對付，但是我們還是要迎難而上，追蹤他們。”　。。

5。　迴歸以色列（9）

出席埃拉特的聚會以及後來特拉維夫的高階峰會的客人們，就像俄羅斯商界的名人錄。問題是，以色列情報人員根本都不知道誰是誰，更不清楚他們的底細。

1999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任局長詹姆斯·伍爾西（James　Woolsey）在眾議院金融委員會作證時，說明了這種困難，當時，他請眾議員們思考下面假設的情況：

如果你在日內瓦湖畔一家豪華的酒店裡碰到了一位口齒清晰，英語流利的俄羅斯人，並且閒聊了起來，而且他身穿價值3000美元的西裝，腳蹬一雙古琦牌休閒鞋，並且他告訴你他是俄羅斯一家貿易公司的負責人，想和你談談合夥做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