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總報告，眼圈深黑的厲害，這一點上，他就不如陳其美，如果是陳其美的話，很早就會安排別人提前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以應對皇帝隨時可能的需要，或者是主動提交給皇帝。

當然，這也和陳其美主動爭取仕途的心態，以及他長期陪同在皇帝身邊的經驗有關。

宋彪沒有急著讓汪兆銘離開。就讓他陪同著站在辦公桌的旁邊，自己親自翻閱這份匯總報告。全面的整理自“支那外交事件”以來在日本方面引起的各種反應。

宋彪原先並不認為這是一件很棘手的大事，所以也未過多的關注。對他來說，徹底教訓日本的機會總是會有的，身為皇帝，他也犯不著親自衝在外交前線重蹈德皇威廉二世的覆轍。

可在他將日本方面的各種資料看完之後，不免也覺得難以遏制的憤怒。

當著他的面使用“支那”這種蔑稱，本來就是日本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的不對。日本政府如果理智的話，應該立刻對此進行道歉，甚至是應該是全面整改，至少在政府公文中規定不得使用這一稱謂。

但是。日本從政府到社會都拒絕就此認錯道歉，反而中國要求日本政府就此道歉是對大日本帝國的不尊重和藐視，按照日本人的邏輯，他們用什麼樣的詞彙來公稱“china”是他們的自由，而且他們堅持認為“china”是梵語“支那”的音譯詞，即支那一詞是“china”的源頭和標準翻譯。

日本拒絕使用“中國”一詞的理由主要在於，一，日本有中國地區；二，漢語的“中”代表周邊四夷之意，用中國稱“支那”就等於承認日本是夷國；三。“支那”正是這樣的意圖，妄圖讓日本人承認自己是夷國；四，“支那”在梵語之中是智巧的意思，本無蔑意，只有使用民間的“支那豬”一詞才屬於蔑稱。

由此種種，日本拒絕承認對華皇使用“支那”屬於蔑稱，也不承認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在外交上存在錯誤，可在新聞報道和民間言論中，又明顯以此為樂。將加藤友三郎視作民族英雄一般的存在，說是隻有對“支那”有絕對優勢地位的海軍大臣才能如此正式的公開使用這樣的稱呼。

將汪兆銘整理的日本方面和此有關的資料都看了一遍，宋彪很快將這份匯總報告扔回給他，責問道：“你對此事一直未有覺察嗎？”

汪兆銘很是驚惶，辯解道：“臣下近期一直陪同皇帝訪問各國，行程匆忙，忽視了此事，還望皇上恕罪。”

宋彪臉色很不好看的沉默了片刻，這才和汪兆銘問道：“那你現在說說日本到底是怎麼回事？”

汪兆銘答道：“先不說日本方面的真實反應，只說日本派遣海軍副大臣秋山真之前來，僅代表海軍部道歉，本身就說明日本政府不承認這一外交過錯，也就意味著日本根本不會在政府層面作出任何更改，還是會繼續對我國使用‘支那’一詞。”

汪兆銘在日本生活了七年之久，在日期間同時就讀於日本法政大學，和日本政客來往密切，對日本可以是非常之瞭解。

宋彪就和他繼續問道：“那你認為此事的原委究竟如何？”

汪兆銘思量片刻，答道：“此事的根本源於日本民族主義的覺醒和氾濫，最終形成今日之頑疾則是日本政治的需要。據臣下的研究，日本在中國歷史觀中一直將滿清政權歸類為蒙古金帳汗國的那種對漢殖民統治，將滿人稱之為清人，將我們漢人稱之為支那人，早期我們在日本從事革命運動之時，對此還是積極認同的，因為那時日本對此詞還沒有明顯的篾意。但從中日甲午戰爭開始，特別是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國內就明顯帶有歧視的使用這一詞彙，甚至以朝日新聞和東京讀賣新聞這樣的大報社也公開使用過‘支那豬’這樣的稱呼，我們在日華人最早就曾公開反對過，但大多不了了之。光復革命成功之後，隨著帝國推翻滿清統治，日本從政界到社會學界都瀰漫著一種觀點，其堅持認為我國的疆域不能繼承滿清，而是僅限於關內地區，包括對蒙古、新疆、甘肅、寧夏、西藏、廣西、雲南等地統治都屬於殖民統治，並無領土權，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日本以清朝收復臺灣和建省為由，宣稱我國也沒有對臺灣的領土權。所以，日本在國內堅持使用支那一詞，正是要在全國明確我國是一個邪惡愚昧之國，強行霸佔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領土，與之相輝映的則是日本在國內支援的滿族宗社黨。強調滿洲國和蒙古的領土權歸屬滿族國。”

宋彪長期印象中的汪兆銘一直是較為親日和知日派的人，聽了這番話。他還是承認汪兆銘至少在對日本的認識上是很清醒的，研究也頗為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