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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看來，秦的所謂“暴政”，一半是因為不得已，一半是因為不高明。所謂“不得已”，就是在那個其實還有野蠻遺風的時代，如不採取高壓血腥手段鎮壓反對派，靠戰爭建立的新政權和新制度就無法立足。所謂“不高明”，則是如我們在前一章所指出，大秦王朝的統治者雖然將中國從武力社會匯入了權力社會，卻還沒有學會正確和嫻熟地使用權力。權力是一種“非典型暴力”。它並不需要動用暴力就可以實現自己的目的，甚至實現依靠暴力無法實現的目的。唯其如此，社會支配資源和分配財富的方式，才終究要從使用武力（典型暴力）走向使用運作成本較低的權力。而且，正因為權力是一種“非典型暴力”，所以，在帝國時代的所謂“承平時期”，就會有一種溫文爾雅的情調和安定祥和的氛圍。同樣，善於使用權力者，也用不著輕易動武，露出殺機。漢王朝統治者的高明，就在於他們把“硬打壓”變成了“軟控制”，成功地實現了從武力社會向權力社會的轉型。

這當然需要學習。上層統治者需要學會使用權力，下層老百姓需要學會適應權力，而學習的最好方式莫過於“無為而治”。好在天賜良機，秦的二世而亡使西漢初年的統治者不敢也不能再施暴力。包括他們自己在內，全國上下對秦的“暴政”無不懷有切膚之痛，而且心有餘悸，記憶猶新。當此之時，除了實行“開明專制”，也沒有別的辦法。何況作為一個替代他人行使絕對權力的集團，如果不給人民一點實實在在的好處，恐怕連他們自己也說不過去。正如黃仁宇先生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一書中所說，他們執掌的皇權，除了“奉天承運”和“為百姓服務”之外，找不到一個能夠更好地支援其存在和作為的邏輯。因此，“在一個廣大的領域之上行專制，必自命開明”；而一個王朝無論最後是否走向專制，在其開國之初，也總是會有一段時間的相對節儉和寬鬆。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二　軟硬兼施（2）

於是，高明的漢高祖劉邦，就做出了兩個聰明的決定。一是將秦代名目繁多的刑律簡約到只有“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這樣一句話，即“約法三章”；二是最大限度地減輕人民的負擔，放棄那些暫時可以不要的盤剝，即“與民休息”。說起來那時也真苦，就連皇帝都配不起由四匹純色駿馬駕駛的專車，文武百官甚至只能坐牛車，因此都能艱苦樸素，以身作則，克己奉公。高祖的幾個子孫也表現出極大的剋制力。漢初規定地稅不過十五分之一，景帝時又減到三十分之一，不滿千錢的貧困戶還能得到國家救濟。文帝劉恆和景帝劉啟，輕刑法，減賦稅，親儒臣，求賢良，自己則恭儉無為，不事更張。這樣經過多年努力，就形成了帝國創立以來第一次被史家稱羨不已，號稱“文景之治”的相對安定繁榮局面。

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確知，漢初這幾位皇帝的剋制和讓步，究竟有幾分出於自願，幾分出於無奈。但可以肯定，帝國在本質上是聚斂的，儘管這種聚斂通常表現為非暴力或者非典型暴力，卻不會因此而不是聚斂。作為寄生在帝國軀體上的吸血動物，統治集團如不聚斂就無法生存。之所以說是“寄生”，是因為他們在徵收了賦稅之後，並不像現代國家的政府那樣為納稅人提供相應的服務，而是用於滿足自己的窮奢極欲，包括他們的好大喜功。因此我們不能指望他們不聚斂，正如我們不能指望他們不專制。同樣，正如最“好”的專制不過是“開明專制”，最“好”的聚斂也不過是“有限聚斂”。它的下限，是不能殺雞取蛋，竭澤而漁。如果在聚斂之餘，一般民眾尚能維持溫飽，即是太平。若能“五十衣帛，七十食肉”，那就是盛世了。所謂“文景之治”便大體如此。這就為漢武帝的大顯身手提供了一個平臺。

這裡有一系列的歷史事件，比如削藩，比如鑄錢，比如土地私有，比如鹽鐵專賣，比如獨尊儒術。所有這些，都是圍繞中央集權來進行的。事實上，統一和集權從來就沒有停止自己的步伐（比如不動聲色地將某些有錯或無錯的藩國藉故削除）。只不過到了漢武帝時，已是全面出擊，左右開弓，從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一直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首先是限制民間的財力。這就是鹽鐵專賣和官方鑄錢。我們知道，冶煉、製鹽和鑄錢，是當時的三大暴利行業。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理所當然地將其全部收歸國有。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向豪強讓步，允許民間私營，結果給帝國造成極大的危害。公元前154年，吳王劉濞膽敢領頭造反，就因為吳國地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