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時代變遷過程中，人們很容易唯心地高估多元時代的內生穩定性。實際上，從夢境轉換的引爆因素和物質基礎兩個方面深層次分析，多元時代並不是內生穩定的，其蘊藏的不確定性甚至更多，而霸權時代“霸權國引領—非霸權國跟隨”的政策自發協調機制也將徹底失靈。自亞當斯密開啟了經濟學的現代化以來，經濟穩定一直是人類追求的目標，穩定既然無法內生，就只能外生，只有透過更具規模、更具效力的政策協調才有望實現多元時代的經濟、金融穩定。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全球政策協調的改進？方向有五個。

其一，改進全球政策協調首先需要接受全球“不協調”的客觀潮流，放棄對“單極”穩定的無謂期盼。之所以全球政策協調舉步維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許多習慣於霸權時代“跟隨式協調”的國家並未真正認識到基本面“不協調”的趨勢性和政策協調的重要性。從根本上看，全球經濟多元化和差異化的本質屬性是新時期全球政治發展趨勢的經濟對映。正如亨廷頓博士在其名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冷戰後，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在未來的歲月裡，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文明的衝突引致經濟的差異，這種差異本身既是不可迴避的，也是不可根治的，唯有協調方可引致穩定。但值得強調的是，協調僅僅是協調，並不意味著全球政策的統一制定。無論是對重啟金本位的莫名期許，還是對單一超主權國際機構或國際貨幣的美麗憧憬，都是不切實際的。歷史從不倒退，任何本質上重新迴歸“單極”的選擇都將被經濟、政治多元化的歷史洪流沖垮。

其二，改進全球政策協調需要減輕甚至消除全球範圍內的“資訊不對稱”，避免走入政策博弈的囚徒困境。博弈論的經典理論案例很直白地表明，在資訊不對稱的背景下，不同決策者彼此分割的政策選擇將引致“你死我亡”的劣質博弈均衡，個體理性不可避免地導致集體非理性。2011年則提供了一個鮮活的現實案例：由於對彼此經濟狀態和金融市場狀況缺乏足夠溝通，上半年，大部分國家的貨幣當局，包括歐洲央行都在虛幻的“全球大通脹”壓力下進行了加息；而下半年出人意料的形勢逆轉又將全球經濟逼入二次探底的險境，許多貨幣當局，包括歐洲央行，又不得已地改弦易轍，再度降息。如此反覆不僅讓這些國家喪失了有效管理自身風險的先機，又減弱了其應對外部風險傳染的能力。避免集體非理性的尷尬，最重要的一環就是開啟資訊隔閡，讓個體決策擁有更真實、更充分的公共資訊基礎。而消除全球範圍內的資訊不對稱，勢必需要增加並增強國際政策交流的高層平臺。其實，人們不必對G20峰會、APEC峰會之類的全球性高層對話平臺產生什麼樣的“共同協定”太過糾結，只要有足夠的資訊交換，其對全球博弈和政策協調的潛在改善功效就不容忽視。

其三，改進全球政策協調需要增強超主權國際機構的救助能力和協調能力，避免危機的頻繁出現和不斷升級。盜夢空間是不穩定的，而比某一個不穩定夢境更不穩定的，則是夢境的頻繁切換。追求多元時代的經濟穩定，迫切需要避免作為夢境切換引爆器的金融危機反覆惡化並不斷升級。而這則需要對超主權國際機構救助能力和協調能力的有力夯實，超主權國際機構不是統一政策制定的平臺，而是凝聚多元中各“元”救助能力的平臺，唯有增強這個平臺的凝聚力，各國才更有希望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挑戰。

其四，改進全球政策協調需要加強區域性政策協作，避免“珠圓玉潤”的多元演化為“稜角分明”的多極。多元和多極是兩個概念，前者蘊含著每一個元內部的協調和均衡，而後者則對應著單一元內部的霸權和失序。避免多元演化為多極，需要加強區域金融市場的建設，進一步消除各大區域內的貿易壁壘，加強區域內的要素流動，讓每一個元都能實現內部和諧的共同發展，進而讓區域內政策協調具有更強的物質基礎，併為各“元”間的政策協調奠定基礎。

其五，改進全球政策協調需要加大對弱勢群體的資源轉移，避免馬太效應的激化。政策協調的必要性來自於全球經濟的差異性，減少協調的難度，本質上需要減輕全球經濟的差異性。儘管差異性難以根治，但可以透過強勢群體向弱勢群體的資源轉移加以緩解。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全球政策協調和全球反貧困本質上是同一場戰役，反貧困不是強勢國對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