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他上班，我早早地睡了，但午夜後卻突然驚醒，感覺有什麼事情不對頭。也許這是身為父親的第六感，也許是我身體的一些部分察覺到了麻煩即將來臨的早期預警訊號。我起床時發出的最輕柔的簌簌聲還是弄醒了凱倫。

“怎麼了？”

“一切正常。”我悄聲說，“你接著睡吧。”

地板冰冷，房間也冰冷，但我沒有停下來穿拖鞋或睡衣，因為我不想弄出更多的聲音，門廳裡沒有開燈，然而，月光透過起居室的天窗投下一種褐紅色的光輝。我開啟廚房的燈，去了尼克的房間。我敲了敲門，沒有回答。我開啟門往裡窺探，床上空空的。我已經習慣了一種交織著憤怒與擔憂的令人不知所措的碾磨感，每一個情感糾纏並扭曲著另一個情感，那是一種淒涼而無奈的感覺，可以說，我對它是非常熟悉了，但它依然令我感到難以忍受。

尼克錯過了宵禁，那是我能夠容許我的擔憂所達到的極限。我預料到他隨時可能回來，並且預演我要做的事情。我會面對他，儘管面對他會痛苦地讓我想起我不能改變他的行為的事實。我踮著腳走進臥室，試圖重新睡覺，但是，在他回家前那是徒勞的。我清醒地躺在那兒，焦慮開始吞噬著我。

凌晨三點鐘，我放棄假裝，爬下床，凱倫也起了床，“怎麼回事？”我告訴她尼克沒有回家，我們一起走進廚房。

“他大概和朋友們在一起，回家太晚，所以就在那兒過夜了。”凱倫說。

“他應該打電話的呀。”

“也許他不想吵醒我們。”

我探究地望了望她，看見她眼裡的絕望和擔憂，她也不相信這個。時間滴滴答答一分一秒地過去，我們喝著茶，心急如焚。

七點左右，我開始打電話給他的朋友們，吵醒了一些人，但沒有誰見到過他。我打電話給他的治療師，即使現在，他仍要我放心——也許這是他看待工作的方式，並安慰我說：“尼克在理清事情，他會沒事的。”我的恐懼逐步升級。每次電話響起，我的胃就緊縮起來。他能在哪兒呢？我想象不出，或者更準確地說，我選擇不去想象。我努力推開那些最可怕的想法。終於，我打電話給了警察和醫院急診室，問他是不是在監獄或者有沒有發生事故。每次打電話，我都打足精神以防聽到想不到的情況。我預演著談話——那不急不慢、虛無縹緲的聲音和辭藻“他死了”。我預演它來讓自己做好足夠的準備。我朝這個方向想去，圍繞它打轉——他死了。

這種恐怖足足延續了四天。

·　·　·

終於，那個晚上，他打來了電話。

他的聲音顫抖，但它仍然帶來了一波釋然。

“爸……”

“尼克？！”

他的聲音彷彿來自昏暗的隧道深處。

“我……”虛弱地，“把事弄砸了……”一聲喉管裡發出的嘆息，“我惹麻煩了。”

“你在哪兒？”

他告訴了我，我立刻掛上電話。

我開車去聖拉斐爾的一家書店後面的小巷裡見他。我停下車，在亂堆著空酒瓶、碎玻璃、爛紙箱和髒毯子的一排垃圾桶桶罐罐旁邊下了車。

“爸……”

那含含糊糊、瑟瑟扎人的聲音來自其中一個罐子後面，我朝發出聲音的地方走去，推開硬紙箱，轉過拐角，看見尼克顫顫巍巍地向我走來。

我的兒子，那個身材修長、肌肉發達的游泳者、水球手和笑容熱情奔放的衝浪手，遍體擦傷、憔悴萬分、皮包骨頭，眼睛是兩個空空的黑洞。我一伸出手扶住他，他就癱倒在我懷裡。我半扶半抱地把他抱過來，他的腳在身下拖拽著。

在車上，在他昏迷過去之前，我告訴他我們要去康復之家。

“就這樣，”我說，“我們別無選擇了。”

“我知道，爸……”

我一言不發地開回了家，尼克短暫地醒過來，用無聊的獨白嘟嘟囔囔地說什麼欠了人家錢，得還給某人，不然就會被殺死，然後又失去了知覺。他不時醒來，含含糊糊地嘟囔幾句，但他講的話我卻聽不清。

犯病、虛弱、不時地說胡話，接下來的三天，他都在高燒似的發抖、踡縮在床上，啜泣和哭叫。

儘管我嚇壞了，但也受到鼓舞，因為他說會去康復之家。我打電話給他還是高中新生時參觀過的那家機構，作了預約。然而，在約定的那天早上，當我提醒他要出發時，他望著我，反對去。

“他媽的沒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