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效果差異之大已經超出了我基本的判斷能力，我選擇相信專家。一位專業錄音師問清我的需要後，告訴我可以選擇英國的一個品牌，他認為，即便是音樂發燒友，選擇這個品牌也已足以。在我的認知裡，音樂就是音樂，我不會為器材發燒，我只希望在自己想聽音樂的時候，音箱裡飄出來的聲音不會構成任何聽覺障礙。當然，那註定也會是好東西。

那天，在那個品牌的試音室，我和家人流連了一個上午，在三個不同價位的音箱之間反覆比對。最後，選擇了一款效能相對均衡的音箱，音色含蓄、溫暖、豐盈、清澈，符合我偏重人聲和絃樂的要求，加上價格適中，異常歡喜地買下了。

音響送來的那天，於我彷彿是節日。我把預留給音響的位置仔細擦過，把可能阻擋聲音傳導的物件一律清除，當做工考究，造型簡潔方正，塗著赭紅顏色的箱體擺在我眼前的時候，我為自己的選擇大喜，太漂亮了，與家裡的環境完全融為一體。

現在，我十分享受這樣的時光：獨自一人，將家裡的燈光調至朦朧，半靠在沙發上，聽音樂在耳邊流淌。

每次聽西方古典音樂，都會使我的心境瞬間沉靜，音樂給我以嚴謹、理性、深刻、莊嚴的強烈心理感受，我總是在那樣一種特別的情感氛圍裡，重新感受喜悅與痛苦。所謂的重新感受，是因為那種喜悅和痛苦與日常情感無關，那是一種被從日常剝離而又高度濃縮了的人類精神情感，在那種情感的對照下，日常的情感顯得那樣瑣碎，那樣庸常，那樣淺白，我為自己擁有和經歷的微不足道的小悲歡而慚愧和痛苦。每次聽音樂，彷彿就是一次靈魂的受洗，我會因此而淚流滿面，也因此而心生歡喜。

一直記得初次聆聽柴可夫斯基第六交響曲《悲愴》時的震撼。因為看過柴可夫斯基的傳記和傳記電影，對這位音樂巨人有較多瞭解，在這個基礎上再聽《悲愴》，便愈加地陷入音樂營造的悲愴與痛苦之中。有人曾經在作曲家　1891年的檔案中找到這部交響樂的提綱，提綱是這樣的：“本交響曲的構思實質是表現生命。第一樂章全是表現衝動的熱情、信心和渴望；第二樂章：愛情；第三樂章：

失望；第四樂章以嚥氣為終結。”

柴可夫斯基是一個真正為了自己內心需要而創作的人。他的音樂中充滿他自己生命的聲音。從他的音樂裡，聽者可以看見作曲家真實的靈魂。

樂聲飛揚——被音樂鼓舞的靈魂（3）

我想，人要經歷了怎樣的痛苦和絕望，才能表達如此深重的悲愴；人要對悲愴有怎樣的理解，才能傳匯出如此撕裂人心的巨大力量。對照那種力量，我覺得自己平庸渺小，我為這種渺小而自慚形穢。那次有關《悲愴》的記憶於我是永久的，因為那一刻的情感體驗非比尋常，只有在天才音樂家的創造中，那種莊嚴的情感才得以呈現。

這樣的情感體驗，會使我們短暫脫離庸常，而進入更本質的精神世界，逼迫我們更清醒地面對自己。在音樂世界裡，我經常陷入自我否定，我會懷疑和批判自己的存在方式和價值，即我是否把自己的時間和思考都用於了有意義的創造。

我對自身許多行為的取捨，通常就是在這樣的自我審視中完成的，我會更聽從心靈的真實需要，放棄世人熱衷而我認為應該放下的東西，讓自己的心靈更加自由和快樂，讓自己的人生更加純淨和透明。

孔子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我們當然沒有那樣的痴迷與解悟境界，韶樂也已失傳，難知那是一種怎樣至善至美的音樂。但在這個物質與喧囂的世界裡，音樂，尤其是中外古典音樂確實可以給人純淨而深沉的洗禮，讓人在喧囂之中保持一份清醒和剋制，一份純粹和自然。

有一點我必須說明，沒有人可以做到萬變，人人都有限度。曾經的所謂“百變女郎、千面女俠”等說法，都是出於演藝需要而人為造出的各種效果，不是每一種效果都美，都適合，僅僅因為被造型者敢於解放自己，敢於用驚人的效果示人而已。

否定了萬變，不等於不提倡個性。中國的政界有一種奇怪的現象：所有的女官員基本保持同一髮式，無一例外。她們選擇的髮式，就是*女士留了至少二十年的髮式：基本沒有長度，整體髮型走向向後梳立。*女士的幹練與灑脫有口皆碑，那種偏中性的髮式與她的氣質臉型十分貼合，其他人則未必。為什麼選擇同一髮式，也許同中國的行政文化有關。我只想說效果，除了缺乏美感，生硬刻板，還同中國努力倡導的改革開放精神大相徑庭，世人會為此匪夷所思：一個最個人化的選擇為何會走向同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