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所說，“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有勇氣正視：蔡元培等先驅者是在承受著各方面的巨大壓力下，開創北大精神的；北大人始終神往的“自由，民主，寬容”的精神天地，在北大的現實實現也是相對，短暫的，或許只有蔡先生實際主校的那七年間（1917—1923）；因此，它更是作為一種象徵，作為努力、奮鬥的目標，而存在於每一個北大人的心靈深處，但它確實又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去與形形色色的反科學、反民主、反自由的勢力及其意識，作堅決的抗爭。正是在這樣的抗爭中，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體現了北大精神的“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真正走出了“官的、商的、大眾的幫忙、幫閒”的歷史怪圈的，獨立、自由、批判與創造的“真的知識階級”（魯迅語），從而構成了北大傳統的正面。但同時也存在著大量的屈從於強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奴隸與奴才（幫忙與幫閒），這樣的“假的知識階級”的負面傳統，在北大也是代代相傳的。問題的複雜性與尖銳性還在於，我們以上對真、假知識分子及其傳統的明確劃分，是就北大發展歷史的總體趨向而言的，具體到每一個北大師生的個體，就呈現出某種模糊的狀態：不僅會有昔日的戰士，獨立的、自由的知識分子後來變成奴隸以至奴才，或曾經是奴隸、奴才，以後覺醒了又變成戰士的；而且事實上，幾乎每一個時期、時刻，在重大的問題上，北大每一個師生都會面臨著“作馴服的奴隸、奴才，還是作獨立、自由的人”的選擇的考驗，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人性的兩個方面：獸性（動物化的奴性）與神性（對精神的獨立、尊嚴的追求）之間的搏鬥。這樣，北大傳統的正面與負面，就轉化為每一個北大人的內在心靈與精神的矛盾。當對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選擇居於支配性、主導性的地位，就形成了北大歷史上的光明點（在下文會有具體的分析）；而當邪惡的力量以及奴隸與奴才式的選擇成為主導性傾向，北大歷史就進入了自己的黑暗時期。正是光明的北大與黑暗的北大，兩者的相互搏鬥、影響與滲透，構成了北大歷史的百年光榮與百年恥辱，忽略或掩飾任何一面，都得不到北大歷史的真實。如上所說，由於北大的光明與黑暗是與每一個北大人的人性選擇，知識分子道路的選擇緊密聯絡在一起的，因此，對北大歷史，特別是它的黑暗面的正視與反省，就不能不成為每一個北大人對自我人性的弱點、知識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次痛苦的逼視與反思。——這種自我逼視與反思當然不能代替與取消對製造黑暗的反動勢力、制度、思想觀念的弊端的批判，這也是不能含糊的。為展現北大百年的真實面貌，本書同時收錄了有關北大光明與黑暗、光榮與恥辱的歷史記載，但願能引起北大人，以及關心北大命運的人們深長的思索，並在這樣的思索中真正進入北大歷史以及自我心靈的深處。　txt小說上傳分享

北大百年：光榮和恥辱（2）

“進入”自然還有一個操作性的問題，即透過什麼樣的具體途徑走進北大歷史。一個學校的傳統主要是體現在教授身上，並且是由他們一代又一代地傳遞的。正像季羨林先生所說，“一所大學或其中某一個系，倘若有一個在全國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學者，則這一所大學或者這一個系就成為全國或全世界的重點和‘聖地’。全國和全世界學者都以與之有聯絡為光榮。問學者趨之若鶩。一時門庭鼎盛，車馬盈門。倘若這一個學者去世或去職，而又沒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繼承人，則這所大學或這個系身份立即下跌，幾乎門可羅雀了。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無法否認掉的”（《名人與北大·序》）。當年梅貽琦先生稱“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正是對這一“事實”的確認。北大的光榮與驕傲，恰恰在於它所擁有的，是一大批這樣的“大學者”，而且幾乎遍佈全校各系；他們不僅以淵博的學識，更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人格魅力，吸引著全國以至全世界的莘莘學子。北大在全民族心目中的“精神聖地”的崇高地位正是仰賴於此而形成的。而今天北大的危機，恰恰在於一些人閉眼不承認這一事實，以至還存在著“書記和教授誰重要”的爭論；隨著大師級的老教授的紛紛離世，現有大學體制與觀念上的弊端（“爭論”不過是這些弊端的一個反映），又使得新的大師難以出現，北大的吸引力與召喚力正在逐漸削弱，如還不肯面對現實，及時亡羊補牢，季羨林先生所說的“身份”的“下跌”，恐怕是難以避免的趨勢。也許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編選此書，回顧當年大師們的風采時，已無法陶醉於其間，只引發出無限的感慨。

大學裡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