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民從天棚上下來，擦掉寫字檯上的腳印，一看手錶，已經快到四點鐘了。他還想在日酋玉旨雄一到達前，趕回車站去。他忙洗了洗手，開啟立櫃下邊的抽屜，從裡面拿出一塊黑麵包，一碟酸黃瓜，又從暖壺裡倒了一碗白開水，坐在桌前，咬一口麵包，就一塊酸黃瓜，香甜地吃了起來。

3

北滿的春風大，一刮就是好幾天。清晨，風颳得簷頭上的小鳥卿卿嗽嗽地叫個不停。它們叫著，跳著，迎著大風去外面覓食。從睡夢中醒來的人們，和往日一樣，又在盤算著這一天要幹些什麼。可是哈爾濱火車站前和往日大不一樣了！通往南崗、馬家溝、道外的幾條馬路完全戒嚴，只有緊貼車站往霓虹橋去的一條通道可以行人。前一段時間連這條通道也被卡死，站裡站外憋得人山人海，有的旅客拿著長途火車票，眼看著火車開跑了，票白廢了，氣得直跺腳；有的婦女急得號陶大哭。敵人一看不行，這才下令開放這一條通道。人多、道窄，霓虹橋上擠得你喊我叫，前推後擁。挨近橋邊鐵欄杆的地方，站滿了全副武裝的日本大兵。他們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兇狠狠地監視著每一個行人。任何車輛都不準通行了。這一來可苦了那些揹包提貨上下火車的人，他們流著熱汗，喘著粗氣，一步一步往前挪動著。有一位年過半百的老知識分子，穿著長衫，戴著禮帽，剛想去擦汗，一陣大風吹來，帽子刮跑了。這頂禮帽，翻滾著，蹦跳著向鐵欄杆前飛去。老知識分子衝出人流，剛要去攆禮帽，忽聽一聲斷喝：“巴嘎牙路！死了死了的給！”一把明亮的刺刀對著他探過來，嚇得他一閃身，跌坐在地上。眼看那頂禮帽隨風翻跳著，飛到幾十米高的橋下去了。

王一民繞到道里，隨著人流走過霓虹橋。橋下往西南一直到車站主樓，一字排開站的還是日本大兵。他們用刺刀把人逼到一條狹窄的通道上，不許擅越雷池一步。越接近車站，日本大兵排得越密，來往行人中賊眉鼠眼的可疑傢伙也多起來。王一民一邊走著一邊往“紀念碑”方向張望，首先進入眼簾的是那八個鮮紅大字：“趕走日寇，還我山河！”王一民心中不由得一喜：敵人竟還沒有辦法把它擦掉！

在碑下，面對著八個大字站著一大群人，多數是穿著黃呢子軍裝和警察制服的傢伙。中間也夾雜著一些西服革履和長袍馬褂的人。還有幾個穿著“胸前四個兜，背後三疊口，中間橫帶走”的所謂日滿協和服的人。因為這種服裝當時才剛剛出現，穿的人還寥寥無幾，所以人們就管最先穿上這種衣服的人叫搶頭漢奸。

距離這群人不遠的地方停著一排小汽車，旁邊站著挎匣槍的隨從和馬弁。

碑下這群人對著八個大字，揚著頭，揮著手，指著、叫著。兩輛救火的消防車鳴著淒厲的笛聲開來。頂盔貫甲的消防隊員拽下水龍頭，對準八個鮮紅的大字猛衝起來。兩條水龍，同時衝向一個目標，激起的水花隨著大風向四處飄散著。

站在碑下的那群穿西服、長袍的傢伙忙往後退，有的還要往小汽車裡鑽。可當他們發現站在最前面的穿黃呢子軍裝的人，像插在地上的木頭撅子似的一動不動，後面穿警察服和協和服的人也沒有往後退的意思，便不約而同地又一個一個溜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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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勁的水龍猛烈地衝刷著八個大字，鮮紅的大字不但沒有褪色，經水一衝，又被才從地平線上升起的太陽一照，更加紅光閃閃，耀眼生輝。

王一民看到這情景，真想為之高聲喝彩。可是就在他想喊而不能喊的時候，不遠的地方竟有人笑出了聲，聲音雖不大，聽得卻很真切、熟悉。他心中一動，忙向笑聲望去。原來竟是他的兩個學生，八個大字的創造者——肖光義和羅世誠。這兩個青年笑得那樣天真，那樣開心。這是冒著生命危險而大獲全勝以後的無法抑制的笑。這猶如你用一種奇妙的方法，真的從老虎嘴裡把它那鋒利的牙齒全拔下來了，然後又看著它吼叫著，蹦跳著，既痛不欲生又無計可施的時候，你能不笑嗎？是呀，是應該笑的。但是他們忘了時間和地點，這是什麼時候？這是什麼地方？敵人不會給我們歡笑的權利，伴著這歡笑而來的可能是殘酷的鎮壓、血腥的屠殺。王一民想到這裡急出了一身冷汗，他急於想制止這兩個無畏而又天真的學生的忘我行動。但是隔著好幾個人，他過不去，也不能過去。他心裡一急，便用力咳嗽了一聲。這一聲對兩個熟悉他的學生果然好使，兩人都不約而同地向他這邊望過來。當他們發現那往日所敬重的老師，昨晚搭救他們出險的勇士，現在又安然無恙地出現在面前的時候，他們高興得張開嘴巴，想喊出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