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樣敏銳的視力，有魯班那樣高超的技術，如果不使用圓規曲尺，也不能畫出方圓；即便有師曠那樣的聽力，如果不借助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便有堯舜之道，如果不施行仁政，也不能使天下太平安定。”

孟子上面所講意思的主要根本就是：孟子主張“率由舊章，施行先王”之法。雖然孟子的觀點對於當今的管理者，難免有教條與死板之處，但是孟子的主張“以法章制度”來規範管理的觀點還是有實用意義的。雖然“先王”之法難免有不適時宜之處，但是“先法”畢竟是經過歷史發展所證明了的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講，孟子主張“率由舊章”的理念，也有一定的道理與積極意義。因此，別人的先進經驗與管理方法，關鍵是適合自己企業的管理經驗與方法，無論如何也是應該有所“率由舊章”的。只不過是借籤者應該“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也就是說，孟子在這裡所講的“先王之法”也好，“率由舊章”也罷，總之都是要管理者在管理上“令之以文”。也就是說作為管理者與領導人，在對下屬的管理中，面對下屬的過失與錯誤，在對其懲罰時，不要感情用事，要懲之有法，罰之有據。管理者只有做到這樣，才能讓下屬心甘情願地執行管理者的指令。當然，這才是孟子給當今企業管理者的啟示：令之以文。

為了闡明這個道理，孟子在《孟子·離婁上》指出了國家興衰的原因是：由於統治者的仁與不仁。對此，孟子解釋說：“夏、商、週三代，能夠得到天下是由於君主對臣民實施仁政的原因。而三朝的滅亡原因，則是由於三朝末代君主對百姓與臣子的殘暴與不仁。因此才有“商湯滅夏，武王伐紂”的歷史。天子不仁，不能保天下（江山或國家）；諸侯不仁，不能保一方；卿大夫與官吏不仁，就不能保官位或祖廟；士人與百姓不仁，就不能保家庭與生命。現在有的人厭惡死亡喜歡不仁，這就像厭惡醉鬼卻偏要喝酒一樣。”可見在管理上與做事上，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都不是偶然的。因此企業管理者，特別是國內的企業家與管理者，更不要一味地信奉或迷信“執行沒有藉口”或所謂的軍隊式管理，而更應該注重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的精邃：仁與不仁。

對此，入口網站搜狐掌門人張朝陽就講：對於員工特別是對於高層經理人或主要技術人才的管理，他所注重的更是中國的傳統式管理——人性化管理。因為中國是個擁有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民族，受忠君思想的影響比較嚴重，所以中國的絕大多數人，特別是高層管理者及尖端技術人才，一般都是懂得“感恩”的。也就是說，對於中國的員工，特別是高層人才所追求的不是絕對的薪水高低（工資），而他（她）們更加關注自己的成長與被老闆或領導認可的成就感。對此張朝陽解釋說：“中國員工不同於外國員工，特別是美國式的員工——只認工資而不認環境。因為對自己的高層員工多施行一些人性化的關懷，在管理上往往要比給員工長工資更有效。張朝陽所講的“人性化”管理，也與孟子所講的“仁”則興，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此，張朝陽則說：“那些曾以外國成功管理模式而自居的大企業甚至是國際大財團，在進入中國這塊充滿誘惑力的國土與市場後，絕大數都因‘水土不服’而失敗了。”對管理上的“水土不服”問題，中國海爾集團在進入國際市場時，在中國風靡一時的“海爾企業文化”，在國外開始時就失敗了。後來海爾掌門人張瑞敏就講：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海爾，只有“中國式的海爾文化”與“國際民族化相融合的海爾精神”。

10．《孟子》率由舊章　《孫子》令之以文（2）

管理中的“令之以文”與“仁政”重要，但是管理中的“賞罰分明”則更不容忽視。孟子又解釋說：“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心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心徙。”也就是講：如果對於士兵治罪或殺掉，那麼將領或大夫就可能因對殺無罪而離開；普通百姓沒有罪，被懲治或被殺掉，那麼有賢德與才能的人同樣也會搬到別處。這就是孟子所講管理中的“賞罰不分”的後果。因為在管理中，管理者如果獎勵了一個不應該獎勵的人，那麼就等於懲治了更多應該獎勵的人。這就是孟子“賞罰分明”的意義。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孫子·行軍》中的話。“令之以文”是說對士卒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提高覺悟，激勵鬥志。“令之以文”在軍事戰爭中有著重要意義。只有將士明確了戰的意義，才能激發將士的鬥志，這樣就可以將軍事戰爭中的不利情況變為有利條件，變不可能勝而制勝。

治我之氣，奪人之心，取勝於敵。《左傳》中曹劌論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