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宮內，太監宮女們都深受文官的影響。東林黨在宮外的命令，隨時可能在宮內掀起軒然大波。

東林黨經常說大明的天下是士人和天子共治的，這句話絲毫不假。沒有文官的配合，天子什麼都不是。

而集體和文官對抗，硬撼東林黨，幾乎就是找死。

史上的朱由檢沒有李植的支援，從來不敢對抗文官的集體意志。比如史上李自成發兵京城之時，朱由檢一度想去南直隸重整河山。但是因為朝會時候文官不同意，集體沉默，朱由檢就無奈地放棄了南避的想法。

朱由檢當時就南遷南京一事說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諸臣不從，奈何？”可見沒有文官的允許，大明的天子連南下南京保命都不敢。

在崇禎朝，朱由檢可以為個別文官的失職殺人，卻決不敢對抗文臣的集體意志。

然而史因為李植的出現，打了一個岔。

李植是文官的死敵，但另一個角度上，他也是皇權的捍衛者。李植日復一日的和文官死磕，削弱了文官在大明的統治力，卻也從另一個方面加強了朱由檢的權威。

有李植在，朱由檢有理由加強京營，控制了一支可觀的軍隊。在李植和文官玩命廝殺的間隙，朱由檢加強了東廠，漸漸擺脫了幾乎是睜眼瞎的情報工作。

李植南征北戰立下的戰功，也是朱由檢的帷幄之功，更是直接提高了朱由檢的權威。

而李植在天津提倡的“公德”文化，“公利”之心，也直戳只提倡“私德”的儒家學術腹心。李植的公德之說在理論上撕毀了文官們道德君子的嘴臉，讓朱由檢甩脫了對大儒們的敬畏，從此可以真正俯視朝中的大儒們。

有了李植在，朱由檢並不像原先那樣畏懼文官。他更有底氣和文官對抗。

劉宗周是大明的大儒，文章學問都是大明首屈一指的人物。也許是感覺到李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