袒漢人，藉機沽名釣譽而已。我想世昌身在我國，內心仍把明國作為故鄉。”

一場獄案隨即興起。會審結果，判定祝世昌死罪。“其弟世蔭同居，知其事，啟心郎孫應時為其改疏稿，都得處死。禮部官員姜新、馬光先見疏稿稱善，當奪職坐罰”。皇太極命令殺掉孫應時，而假意寬大，把祝世昌、祝世蔭流放。

孫應時何其不應時也！在大清國草創的宣傳作坊，在大清國初期的文化宣傳方面，孫也曾經和沈文奎等人共同為其出過謀，劃過策。像范文程、沈文奎等都向主子提到過“多疑好殺，百姓離心。攻伐搶掠，百姓以為我們只是看重金帛子女。”這些高階奴才都向主子建議要有長遠戰略眼光，要立“大志”，變短期搶掠為“長期搜刮”。應該說，這些建議，在大清征服中土時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祝世昌、孫應時這幾個人可能又或多或少沒有徹底喪失人性，對於俘獲漢家婦女賣到妓院這種事情，有一種人道心和同情心在起作用，因此促成了上書。

而野蠻的專制政體是不容許任何異議的聲音的。之所以殺孫應時而保住了祝世昌的命，也說明了：一、專制政體是功利的，武將的用處比文人要大，刀劍的力量勝於口舌的力量，對武人寬大而嚴加懲處文人，算計上合理。君不見曹操殺楊修嗎？二、知識分子的獨立思維一定要泯滅，因為這對專制政體的危害遠大於一場武裝叛亂，所謂“破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任何獨立的思想、人道的呼籲，都是對野蠻王權的公然挑戰。

孫應時必須死，祝世昌必須受到懲罰。內部人都不能容忍異心，更何況是圈外人。

1642年的血案昭示著大清掌控整個中國，征服整個中國後的殺機，大清自己稱為江山一統，而在凌滄洲看來，鐵幕就要從東北向關內合圍，血腥和黑夜將降臨到本已苦難，本已昏暗的中國大地……

17世紀50年代左右，歷史並不像歷史紀年表述一個朝代的開篇那樣塵埃落定，各地的抵抗還在進行，大清想統一天下的努力還必須進行一段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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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力征服、鎮壓、屠殺的同時，對思想制高點的爭奪，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權的爭奪，對歷史的話語權、詮釋權的爭奪，一刻也沒有停息。

1647年，廣東和尚函可身攜帶的一本記錄抗清志士悲壯事蹟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受了一年嚴刑折磨後，此人被流放瀋陽。次年，又爆出毛重倬等人的坊刻制藝序案，毛重倬為坊刻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士剛林認為是“目無本朝”，觸犯有關“正統”的“不赦之條”。這幾樁案件拉開了大清思想獄、文字獄的序幕。

大學士剛林何許人也？這位清朝貴族對大清如此忠心而對言論如此敏感，對打壓言論如此敬業賣力，似乎可以稱得上是大清的忠臣孝子了，然而其下場竟然也是被殺，不由讓人感到專制權力下並無完卵。這位剛林算是大清的一個文化人，姓瓜爾佳氏，早年被授予筆帖式的職位，掌管翻譯漢文的事宜。1636年，此人被授予大學士之職。

在皇太極的擴張征服過程中，剛林多次奉命出使軍前，宣揚皇太極的“威德”，讓主子感到很滿意。作為宣傳方面的干將，大清的“肉喇叭”，剛林功不可沒。1649年，剛林出任《太宗實錄》的總裁。1651年，剛林因為在編輯《明史》的過程中發現缺少天啟四年（1624年）到天啟七年（1627年）的這幾年的明朝實錄，請求順治下赦令懸賞求購；崇禎時期的事蹟，如有野史、外傳，也下令一併送來。剛林為了大清帝國的統一，可謂用心良苦。然而，有沒有傻子上當，有沒有人中了剛林引蛇出洞之計，我不知道。

充當專制極權的“肉喇叭”的下場，通常也並不美妙。剛林在多爾袞死後獲罪，罪名是黨附多爾袞，並且擅自修改《太宗實錄》，增加多爾袞的功績。剛林被殺，家產也被查抄。

透過充滿謊言和迷霧重重的《清史稿》，我們仍能捕捉思想鎮壓和文字屠殺大戲的蛛絲馬跡。有時，思想鎮壓僅僅是為了思想控制；有時，思想鎮壓與朝廷內部的權力鬥爭交織在一起。

1654年，大學士寧完我彈劾曾任吏部尚書的陳名夏，罪名有N多條，但核心是：陳名夏曾對大臣們說：“留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

當此大清國專政時期，提出要“留髮復衣冠”，不認同其文化風俗，當然是致命的叛逆之語。陳名夏在《清史稿》中被描述得很不堪，先是作為明朝兵部的官吏投降過李自成（《清史稿》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