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蕭震告發張縉彥編劇《無聲戲》，張自稱“不死英雄”，迷惑人心，傷風敗俗。對劉的最後處罰為：罷官，家產一半被沒收，人入旗，不許回鄉。對張的處罰是沒收全部家產，流放寧古塔。不久張縉彥死於流放地。

這些悲慘而殘忍的案例，僅僅是大清帝國踐踏人權的冰山一角。據李興盛先生統計，單單清代的東北流人，總數就在150萬以上。詩人丁介吟唱道：“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

這是大明王朝無法尋找出自我更新的體制，無法做到暢通言路的報應，這是中原部族王權暴政的報應……而這些報應卻要由老幼婦孺來承擔。這也是大清王朝的陰毒——對一切可能產生威脅的苗頭的扼殺，對這個國家民氣、骨骼的摧殘。150萬流人，這種恐怖專制產生的心理衝擊波，產生的奴效能量，我們不難想象。

1663年農曆5月26日，在江南人文薈萃的杭州城，大清王朝的殺手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餘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血淚飛濺，人間天堂淪為人間地獄，“未見花開西湖側，但聞啼哭滿天地，新鬼冤煩舊鬼哭，奴族墳頭多少血！”“主犯”莊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屍，另有數百人包括婦女兒童受牽連被流放到荒涼的邊地，可以想見她們悲慘悽苦的命運。學者吳炎、潘檉章均死於此獄。作為吳炎、潘檉章朋友的顧炎武滿腔悲憤，在旅程中遙祭亡友。他在詩中寫道：“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後來他又在《書吳潘二子事》一文中，詳細記述了莊家《明史》案的始末，對吳、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高度評價，特別頌揚了他們在刑訊時的大義凜然、威武不屈。

這個《明史》案的故事講述的是一個被征服民族的悲劇，故事的主人公被無恥的同胞叛賣，與《賓虛》中的猶太人不肯出賣自己同胞的行為正好形成鮮明對比。但是這在血雨中頑強抗爭的義人的故事，大清王朝的著作將之全部淡化，只有拂去歷史迷霧才能發現真相。

時至今日，網路上有人在為康熙臘肉辯護時稱，明史案時，康熙臘肉年紀尚幼，不能對該罪行負責。多麼好的辯護者啊，不敢否認臘肉們手上有血，只好推到鰲拜這個替罪羊身上。

那麼我就繼續舉出康熙臘肉手上的鮮血，來證明大清的罪惡。

“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入金徽”。你能想象，這樣的好詩是出自一個前明官員的筆下嗎？你能想象，他的作品在當時幾乎盡數被焚燬嗎？

黃培，山東即墨人。黃家世代為大明帝國的官員，黃培16歲時廕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清兵南下，在家居閒的黃培的叔父——黃宗昌組織民眾守城抗擊，成為反清英雄，後憂憤成疾而亡。這都給黃培以極大的影響。

黃培隱居鄉間，在被征服時代的恐怖中，這位特立獨行的人不懼剃髮令，依然蓄髮寬袍，這不是明擺著向大清強權叫板嗎？黃培還受客居即墨的詩人宋繼澄父子影響，原來閉門謝客的他開始參與宋所組織的詩社的活動，借詩明志。

1662年，黃培把27年來所作280餘首詩編成《含章館詩集》，刻刊傳世，贈與親友，他實則是以筆為刀，抒發心中鬱郁怨憤。據說他在嶗山以大石建室居住，題為“丈石齋”，以示堅貞。

在一個征服的時代裡，風雲變化，確實是考驗一個人的人格，考驗一個民族的族格的時候。

1667年，有人把黃培告到官府。告黃培的人是他家的世奴家僕黃寬之孫黃元衡。黃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進士、當上翰林後，為了歸宗還姓，解除與黃家的主僕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黃傢俬下刻印並收藏有“悖逆”的詩文書籍，同時糾集小人從《含章館詩集》中斷章取義地摘抄了若干句子，指控黃培要反清復明。因此，釀成一樁頗大的案子。

黃培等人的復明反清的“罪狀”一共被誣告了十條之多。很快，大清朝廷下旨從嚴審訊，包括刻工、裝訂者在內的217人被牽進此案。

顧炎武

1669年，姜元衡還嫌不夠，又夥同惡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稟文，指控顧炎武等“故明廢臣”和對清廷懷有二心之人之間的通訊，不是密謀造反，就是誹謗朝廷。在這份居心叵測的稟文中，姜元衡點了約三百人的名字，企圖製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辦理的地步，山東總督、巡撫也親自過問。顧炎武為此被囚禁了近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