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中，對話者說：“在古巴，辯證唯物主義反而導致一種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官僚主義化，其組織不是紮根於人民之中。”薩特表示：“這是一個正確的論斷。”

對話者問：“面對那種限制在辯證唯物主義的革命──換句話說，一種開始變味的革命──怎樣的態度才是正確的？一個人應該對這種境況作出什麼樣的反應？”薩特的回答是：“我覺得，你應該儘可能支援它直到它完全變了質，哪怕要冒它後來背叛你的危險，而共產黨人正是這樣背叛了革命。然後你得看看事情會怎樣發展：如果官僚政治真正開始掌權，你就應該像對待任何一種官僚政治那樣來對待它，也就是反對它。這裡沒有另一條路可走。但在古巴，問題還沒有那麼嚴重，至少在一開始。”

1960年，薩特在“關於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有權不服從命令的宣言”上簽名。簽名者共有121人，所以被稱為“121人宣言”，它的主要內容是，法國士兵有權不服從命令，拒絕參加阿爾及利亞戰爭。它先是以傳單形式在社會上流傳，後來刊登在《現代》雜誌8月號上，但這一期《現代》立即被查禁。在緊接著這一期之後的《現代》雜誌留有兩頁被查禁的白紙，上面只印著這個宣言的名稱。在空白紙後是這個宣言最初幾批簽名者的名單。薩特不是這一宣言的發起人，而是最早在上面簽名的人之一。

在“121人宣言”發表之前，薩特有一個對採訪者的談話，首次表達了成為這個宣言思想基礎的觀點：“法國左派應該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聯合起來，兩者的命運是連結在一起的。民族解放陣線的勝利就是左派的勝利。”薩特因為這個談話被當局指控為“煽動士兵不服從命令而有害於國家安全”。結果刊登這個談話的雜誌被查封，雜誌主要負責人也遭監視。

8月，薩特和波伏瓦應邀去巴西訪問。在里約熱內盧大學，薩特舉行記者招待會，直接對戴高樂和馬爾羅作了抨擊，各家報紙作了報道。以後，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的每家報刊在每一期上都刊登有薩特活動的照片和詳細報道，許多人趕來聽他的演講。他在大學教育中心作了演講，是關於殖民體系問題，會場上人擠得滿滿的，不少人擠在陽臺上、花園裡聽他演講。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國家公敵”（2）

有朋友建議把薩特關於古巴的系列報道《糖的風暴》出版成書，他同意了。書印出後，為了表示對古巴的支援，他公開在新書上簽名。他和波伏瓦並肩坐在一個大廳，背後擺滿了剛剛印成的書。薩特簽名，波伏瓦也簽了一些名。薩特在演講、文章、電臺和電視上不斷闡述自己對於阿爾及利亞和戴高樂的看法，還會見了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在巴西的代表。這一切都激起了當地法國僑民的敵視，而他們毫不掩飾這一點。

接著薩特和波伏瓦去了聖保羅。那裡工業化程度比里約熱內盧高，知識界更活躍。在機場，一群人舉著“支援古巴，反對美國佬’的標語牌，喊著薩特和卡斯特羅的名字，這是薩特社的成員，由一些學生和幾位年輕教授組成。參加記者招待會、在電視上露面、出席集會、與年輕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座談、在書上簽名、與作家們吃午飯、與畫家一起參觀博物館、……薩特和波伏瓦整天忙個不停。

薩特分別就文學和殖民主義問題作了兩次演講。薩特演講時人擁擠得滿滿，許多不能進來的人急得團團轉。當薩特的演講已經開始時，他們在外面失望地叫喊。突然他們突破警察的警戒線，衝了進來。在一片喝彩聲中，他們在過道和牆邊擁擠著，聽薩特的演講。

離聖保羅有一個小時車的阿拉卡是一個小城市，但有一所大學，邀請薩特為哲學家作一個關於辯證法的講座和為學生講講殖民主義問題。在一個階梯教室，掛著標語：“古巴萬歲！薩特萬歲！你講過古巴了，現在談談貧民窟吧！”薩特很受學生歡迎，他們同他討論巴西有無可能發生類似古巴的革命。這時正巧有一名法國政府代表在里約熱內盧，人們為他舉辦了雞尾酒會。一位巴西朋友乘著酒意，把這位貴賓拉到一旁，對他說：“你可不能代表法國，代表法國的只能是讓─保爾&#8226；薩特！”那位官員笑了笑，圓滑地說：“我們代表法國不同的方面。”里約熱內盧授予薩特和波伏瓦榮譽市民的稱號，市政府為此舉行了一個簡短的記者招待會，頒發了證書。

這時在巴黎，當局加劇了對那些反對戰爭的知識分子的迫害。9月7日，對尚松的審判將要開始。尚松的律師希望薩特出庭作證。但薩特還有一些事情要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