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還同阿內特談起吉爾夫人的死。醫生說,她一年後就會死。吉爾希望對她保密,他們都同意了。最後她平靜地死去了,什麼都不知道。但吉爾後來感受到,他為自己不斷地說謊而痛苦;謊言把他同他所愛的人分開了,造成一道永遠不能彌合的鴻溝。薩特的話讓阿內特拿定了主意,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告訴賈科米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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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科米泰和阿內特去了瑞士。一天夜裡,薩特接到一個電話,是賈科米泰打來的。他非常感謝薩特為阿內特出的主意。原來他的外科醫生給他寄去一封信,讓他轉交給在瑞士照護他的醫生,是一個義大利人。這人不太懂法語,要賈科米泰為他翻譯這封信。信中寫道:“這個病人患了癌症,但手術完全成功,病人對自己的病情一無所知。”賈科米泰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他不知道阿內特在此之前是否已經知情;他們彼此小心翼翼地說話,十分不自在。最後阿內特終於向他說出了實情,而賈科米泰似乎正等著這個。他們都敞開心扉,取得了完全的諒解。
現在賈科米泰再也用不著一個人孤獨地面對焦慮和死亡了。這樣他的心情十分舒暢。如果不是薩特讓阿內特下定決心說出真相,他們夫婦之間可能還會長期處在疑慮和相互猜忌之中。他們回到巴黎後,薩特去看賈科米泰,發現他恢復了樂觀熱情的態度,他們之間的談話又像從前那樣輕鬆愉快了。
1964年賈科米泰的母親去世,他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下來。7月,薩特從蘇聯回來,從奧爾加那裡得知,賈科米泰對薩特在《詞語》中關於他的一段話很不滿意,對薩特很是生氣。
《詞語》的這段話是:
20多年前一個晚上,賈科米泰穿過義大利廣場時,被一輛汽車撞倒。他受了傷。在腿被撞傷摔倒在地時,他的頭腦還是清醒的,首先感受到一種快樂:“我終於出了點事!”我對他這種極端態度十分了解:他早就作好最壞的準備。他熱愛自己的生活,因此不再希望任何別的生活。而這種生活卻可能被一次偶發的、荒謬的事故所斷送。他心想:“由此可見,我並不是天生要搞雕塑,甚至也不是生來就該活的。我並不為什麼就生下了。”讓他激動不已的是,那種危險因素突然被揭示出來,遇難時驚恐茫然的目光望著城市燈火、來往的行人和自己落在汙泥之中的身體。對於一個雕塑家來說,無生命的礦物質本來就與他時刻相伴。我十分欣賞這種迎接災難的意願。如果一個人要喜好出人意外的事情,就應該喜愛到這種程度。甚至歡迎這種突如其來的意外,因為這種事故向他顯示,這個世界並不是為他而存在的。
薩特當時寫這段話也許是有感於朋友的癌症,把賈科米泰年輕時在一場車禍中對死亡的超然態度寫了下來,給予高度讚歎。而賈科米泰似乎認為薩特歪曲了他的意思。10月,薩特見到他,談起此事。賈科米泰說:“我不是生氣,是感到迷惑不解。”他說,當時他正要去蘇黎士,要離開他心愛的女人,為此而難受。當汽車撞了他,在救護車上,他想:“這下好了,又可以同她見面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歸去(2)
薩特十分驚訝:“但你原先不是這樣說的呀!”《詞語》中這段話確實是薩特根據賈科米泰的談話而寫的;如果時後一種說法,薩特就不會把它當多大回事寫進書中了。薩特無法解釋賈科米泰怎麼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說法,而且為什麼這樣計較這件事。也許是死亡的陰影和壓力造成心理負擔和變異,現在往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以引起賈科米泰的極度焦慮。在賈科米泰最後幾件作品中,給人一種恐怖的氣息,他把自己對於死亡的恐懼注入到人物驚恐的大眼睛中。
1966年1月1日,也就是新年第一天,賈科米泰在醫院去世。在這之前,他的作品在倫敦、紐約和哥本哈根舉行盛大展覽,取得成功。臨死前,他喃喃自語:“我的創作……我是成功的……”的確,在事業上賈科米泰是成功的,而死神殘酷地壓倒了這個老朋友,使他不斷地沉浸在回憶和固執的念頭中,現實的生命早在這之前就不復存在了。薩特和波伏瓦相對無言,久久地感嘆無常的人生。
多事之秋的1968年剛過,1969年1月30日,薩特的母親芒西夫人病逝。彌留之際她緊緊握住兒子的手,似有許多言語要說。
她經歷了兩次婚姻,但都沒有感受到什麼樂趣。上了年紀之後,她說:“我結過兩次婚,也當了母親,但我還是Chu女。” 當年她接受了芒西先生的求婚,以為